朱云来：新阶段、新周期、新形势

朱云来：很高兴来参加由复旦、港大两校举办的探讨和交流。刚才院长介绍，港大是1911年成立的。1911年是个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年份，过去我们也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在谈另外一个百年，是面向未来的下一个百年。

宏观经济有很多方面和角度，需要系统地思考。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情景，彼时至少我个人并不太懂什么叫宏观经济。那个时候感觉全国气氛很热烈，各个机构都在动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有发展的，都去谋求发展，但很少能够真正系统综合地考虑。历经数十年高速增长，经济体量持续扩张，内部经济板块之间、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联动性显著增强，宏观变量之间的传导关系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对宏观经济的研判需要建立系统化分析框架，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考量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影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方能形成更为完整、客观的判断。

世界林林总总、纵横交错，我理解的“新阶段”，核心还是去试着理解这个世界多变起伏的演化。尤其是近年来，地缘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持续上升，叠加科技快速迭代，宏观环境更趋复杂。我对经济确实情有独钟，在过往的工作实践中，越多机会接触到经济前沿问题，越发现人类的经济系统是非常神奇的，是我们日常观察思考这个世界很重要的维度之一。经济金融界一直其实都有在思考理解整体世界，包括它的演化过程，特别是跟踪关注最重要的几个核心要素。研判宏观经济，需要兼顾国内形势、地缘格局与科技变化，综合把握多方联动并系统分析考量。

我理解的“新周期”是人类社会的底层运行始终伴随新旧事物的兴衰迭代，其内核是创新替代周期。比如说科技现在最热门的几个：AI、能源、生命科学。这都是影响非常广泛、非常长远的，关系着人类未来与整体的基础性、根本性方面的变化，才会带动起一轮周期。而”新形势”下，历史持续演进，新事物不断涌现，人类所处格局随之动态调整。格局并不总是表现为宏大叙事，其变化时常隐于细微之处；若无主动审视，容易对底层力量的积蓄与本质变迁缺乏感知。 接下来我就一些个人学习和理解角度来与大家分享探讨。

一、 全球秩序：多元环境中的协作求索

探讨地缘维度来看，世界由多元主权国家组成，各环境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禀赋形成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诉求之间难免产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大家看这页PPT的左边：分歧、争议，往往就会出现。与之相反，在付出巨大代价的重大冲突过后，各国仍存在达成共识的可能。通过国际协议甚至建立一些国际组织把共识固化成至少一定阶段内的规则，成为一段时期内国际格局的底色，为跨国合作创造制度条件。缺少稳定共识与制度安排本身也构成一种格局，核心体现为持续的立场分歧；分歧持续放大，就容易升级为激烈对抗。人类始终有寻求共识、建立约定的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协作、共享收益。

回望漫长历史，无论是古典阶段区域间的利益博弈，还是近现代多次大规模竞争、长期相持与局部摩擦，很多结构性矛盾在张力累积到高位之后，往往会逐步趋于缓和。上世纪两大经济体系的竞争，也正是随着竞争格局缓和、结构调整，才为开放协作与全球化拓展出空间。客观而言，当前地缘层面的分歧真实存在，近些年来，全球化动力有所减弱，经贸摩擦增多，部分区域合作的阻力仍有存在。拉长周期观察，在动荡与和平之间，稳定协作是更契合各方长远利益的选择。稳定的合作环境需要各方共同维护。如何持续维系良性互动、降低摩擦，仍需要持续探索。我们应当积极推动对话协作，减少博弈损耗，维护有序的全球经济交往秩序。

合作具备普惠全人类的价值。依托协作，经济体之间互通资源、技术互补，新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创新成果，都可以成为和平之下全球共享的发展红利。地缘的核心，还是应围绕世界的秩序和共同发展的前景共识。现实层面的矛盾纷繁复杂，翻开国际新闻便能看到：难民流动、移民治理、边境争端、经贸博弈、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限制性措施、核议题，以及当下备受关注的非对称对抗等诸多难题。如何化解这些矛盾？这既需要相应的实力支撑，也离不开足够的耐心与得当的策略。我们是否拥有充足的时间与定力？该如何判断取舍、权衡得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正是摆在面前的重大考验。

二、 技术范式：自主智能驱动新一轮生产力变革

接下来，我们转向科技维度。请大家重点看 PPT 上这几朵云：AI、能源、生命，这三块是重中之重。其他像量子、芯片、材料、通信、空天等技术，如果发展顺利，也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革。回顾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现在我们遇到了不一样的新挑战，首当其冲就是 AI。为什么刚才我会说到 “自动”？

大家想一想，工业革命最早是蒸汽机驱动纺织机。以往每一轮技术革命，本质都是生产工具的革新，但是这些工具都需要人来操作，仅仅是放大人类的产出能力。但 AI 不一样，这是第一次，机器具备自主行动的潜力。我们拿农业举例：农业想要实现全流程机械化过去难度不小，现在已经改善很多，耕、种、收整套流程，靠农机加上卫星导航就能完成，农业生产可以走向自动化。

国内目前还有数亿农村人口，直接从事农业劳作的大约两亿，未来自动化替代是一个很现实的方向，很多生产环节都可以自主完成。由此延伸到就业、收入分配与养老等议题。在这一轮变革之下，过往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分析框架，未来或许只能作为参照。技术迭代带来的社会变化幅度极大，我们需要提前思考：面对技术进步塑造出的全新社会形态，应当建立怎样的认知、采取何种应对思路。AI 带来的就业冲击已经受到关注，院长刚才也谈及这一点。而我们看待这一问题，是否需要转换视角，站在技术进步之后的新格局下反向思考？

刚才谈到农业领域的劳动力替代，工业领域同样可能出现类似趋势，服务业也不例外。如今机器人已经能够完成不少任务：递送饮品、整理衣物，甚至做出复杂动作。尽管现阶段的表现尚显笨拙，但这条技术路径会持续迭代优化，走向成熟只是时间问题。终有一天，人类大量日常工作中重复的操作环节，也许会由机器承接。届时，社会结构将会呈现何种形态？当前这类替代或许还只覆盖很小一部分，比如 5%；但技术推进很可能持续加速，很快走向 10%、15%。正因为存在加速演进的特征，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布局、预留思考空间。

总而言之，这样的前景已经可以预见：技术重塑的不只是人机关系，人与人之间、代际之间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到那个时候，张院长、蔡院长和我或许都已退居二线，更需要托付给像现场各位首席这样勤勉奋进的后辈，由你们去开拓更大的事业。但一个关键问题随之而来：倘若大量工作由机器承接，正值壮年的群体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人，将去往何处、何以自处？这个问题不能等到变局到来才仓促应对，需要提前谋划预案，推动平稳转型，让科技进步的成果能够由全社会共享。我想，如果把分析框架放得更开阔一些，将有助于我们系统性梳理各类受到冲击的议题。以养老为例，当下普遍存在不少担忧：储备周期不足、资金缺口、人口结构下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照护人力短缺等。但在 AI 与机器人协同的新图景之下，这类矛盾的紧张程度或许会显著缓解，甚至部分问题将不复存在。届时，面向下一代的教育应当传授什么，或许会成为一个更为核心的难题。

当然，当前 AI 仍处在发展阶段，本身尚存诸多待解问题，典型如算法黑箱。当 AI 给出一个结论，我们是否能够采信？如果存疑，又该如何核验？近期就有机构发布了七百余个数学命题的推导结果，其中包含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这类流体力学经典难题，宣称完成证明。这些成果依旧需要人类数学家复核，后续也发现部分推导并不成立。但在我看来，AI 的错误有机会被修正，倘若最终攻克难题，它的贡献理应得到承认。这里引出一个关键矛盾：面对海量由机器自主产出的命题，AI 能否同时充当解题者与审核者？还是必须依靠人类数学家来判定结论真伪？人的能力存在边界，数学家每日有效工作时长有限，即便高强度投入，时间资源也十分有限。同时，纯数学本身属于相对冷门方向，研习者规模远小于商科等热门领域。这就带来一个现实约束：哪怕只是承担核验 AI 产出的任务，数学家群体都可能供给不足。如果 AI 可以短时间输出上百个命题证明，而人类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一项推导的核验，那么人类文明的进步节奏，究竟是由科学家的核验速度定义，还是由 AI 的生成速度定义？如果文明进步的节奏由科学家的核验速度决定，发展就只能稳步推进，我们只接纳经过反复校验、确认无误的结论。倘若选择信任 AI，便可以跟随机器的节奏，收获快得多的迭代速度，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全然采信那些尚未经过人类复核的产出？这里有一块很现实的试金石：倘若把资产交由 AI 管理，我们是否真的放心由它自主做出买卖决策？这些都是未来不得不直面的考题，需要探索兼顾安全与效率的解决方案。

三、经济循环：产出效能与跨境经济联动

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济这张示意图。我本身对经济议题抱有浓厚兴趣，加上过往在经济金融领域的从业经历，也为理解经济运行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这张图我绘制时综合借鉴了多种分析框架，目的是清晰呈现经济体系里的几大核心主体：企业、政府、居民以及境外部门；同时包含几大关键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以及它们彼此交织的关联。当前我们处在双循环格局之下，内循环与外循环都需要重视，因此在图中做了区分：外循环对应和境外主体的联动，另一部分则属于内循环。（如PPT所示）

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在群体之中，依托合理分工与市场交易，让整个社会经济有序运转、推动发展、回应民生需求。在这套体系里，每个人都承担相应角色；个体很难脱离社会独立存续，脱离体系之后生存成本会显著抬升。整个经济系统，正是建立在协作之上形成的有机整体。

我们从最基础的部分切入。PPT 上红色标注的，是产值核算的经典定义：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之和。围绕这个公式，大家很容易生出一些疑问：消费能否成为拉动经济的动力？经济增长依靠什么实现？增长核心究竟在哪里？

经济体系长久来看，最终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投资固然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拉动增长的效果，但经济是一套综合性系统，如果消费未能在全局层面形成匹配，就容易滋生阶段性矛盾。归根结底，经济运行既要追求效率最优，也要在长期维度回应公平诉求，这其中既包含养老保障安排，也涉及社会分工、收入分配的均衡调节。倘若只片面追求效率，一段时间之后，便容易在群体之间、代际之间失衡。因此，构建经济分析框架，需要立足全局统筹，兼顾横向维度的群体均衡与纵向维度的代际均衡。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PPT，后续我们依托世界银行多组数据绘制图表，梳理全球经济的长期脉络。数据起点为 1960 年。这套数据，本质上是二战后经过一段时间全球个体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类选择与持续努力，共同汇聚形成的宏观经济记录。图中分别展示了实际产值与名义产值；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之间的差值，对应通胀水平。在这一长周期里，通胀均值约 3.5%，实际经济增速均值为 3.4%。

下方图表中同时纳入人口增长指标。人口属于不含价格因素的真实统计量，不受通胀扰动，因此人口实际增速与经济实际增速可以放在一起对照分析，限于时间，今天不展开细说。　　 总的来看，在这近六十六年的发展周期里，全球人均实际产值年均增长 1.9%，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下一张图表显示，全球经济规模前十的经济体总量合计占全球一半以上。这构成当前世界经济结构的基本底色，也是我们分析问题需要把握的关键线索。从工业产值来看，中国位居首位，美国次之；德国、日本等其余国家大致处在一两万亿的体量区间，前十内部的格局同样具备鲜明特征。

全球贸易与经济总量相伴成长，二者的增长弹性均值约为 1.2，意味着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辅相成。扩大全球贸易，有利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消费也呈现相近的变化趋势与弹性特征。

经济、贸易与消费三者联系紧密，很难简单判定单向的因果关系。从历史趋势来看，全球化之下大规模贸易，承载着分工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效应；而这种高效率的增长，在分配得当的前提下，又能够带动消费提升。那么经济增长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核心在于效率改善。举个例子：假定十名劳动者，今年一共产出十件实物产品；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条件下，明年产出提升至十二件，全社会便新增 20% 可供消费的实物产出，这才是实质意义上的收入增长。

生产端与实质收入实现增长之后，消费才有增长的空间和可能性。

我们也曾开展过相关测算。依托国内跨度较长的收入与消费序列数据，对二者进行相关性与弹性分析，结果显示弹性大约为 0.7，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大致增加 0.7 个单位。仅有少数特殊时期偏离这一关系。

我们快速浏览全球固定资产相关图表。接下来这一页呈现国际投资数据，这里稍作说明：数据取自全球年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汇总口径，并拆分为中国、欧洲、美国以及其他经济体几个组别。

PPT 中红色代表中国，蓝色代表欧洲，绿色代表美国，黄色为其余经济体。图中阴影部分主要对应金融账户，无阴影部分为经常账户，而贸易是经常账户的核心构成。一国通过出口取得的收入计入经常账户；这些外汇收入并不会凭空消失，除用于进口之外，还需要得到合理配置，可对外开展金融投资。信贷等金融交易同样会形成可投资头寸。一国对外投资与吸引境外资本流入，日积月累，共同构成该国国际投资头寸的主体。

以市场常讨论的美国万亿规模贸易逆差为例。放在其约三十万亿美元的年度经济总量中来看，这一逆差规模具备可承载的空间；同时，相当一部分逆差对应的资金，最终转化为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配置，回流至美国本土。

如果我们把历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持续累加，便得到 PPT 上展示的结果，也就是各国国际投资头寸的汇总数据。全球跨境资产规模已经突破 200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总资产的五分之一。全球总资产是我们基于流量数据推算得到：拆分中国、欧洲、美国历年 GDP，提取其中投资部分逐年累积，结合折旧调整得到固定资产存量；再纳入金融资产，并结合三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综合估算。年度经济产出为 Y，固定资产净值存量为 K，而Y/K 这一比值，可以理解为历史形成的固定资产存量每年能够创造的产出水平，是衡量全社会经济效能的指标。从数据来看，这一指标在中国早期水平较高，之后缓慢回落，当前大约在 32%；欧洲同样经历下行过程，目前接近 30%；美国则相对平稳，维持在 48%，资产产出效率更高。以上仅为初步观测结论，后续仍有大量细致工作有待深入研究。这是一个分析视角。

接下来我们讨论中美贸易。简要来看 PPT：图中红线代表中美贸易规模，下方曲线为美国贸易逆差。贸易摩擦及多轮关税调整之后，中美双边贸易总量有所回落，但美国整体贸易逆差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延续原有运行趋势。

从这张图表能够观察到，自 1980 年前后算起，在近四五十年间，美国贸易逆差整体呈现持续扩张的态势。那么支撑这一格局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前面提到，美国最新一年经济总量约 31 万亿美元，税基随之扩大，其中每年通过转移支付流向居民的规模约 5 万亿美元；年度新增政府债务大约 2 万亿美元，贸易逆差规模接近 1 万亿美元。对照来看，放在其经济体量当中，贸易逆差的权重相对有限。这一万亿美元逆差对应的现实是：美国居民消费着来自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优质商品，居民福利水平由此得到改善。正如刚才有教授所言，我国输美产品品质优良。中国商品具备高性价比的特点，而我们的商品品质优良价格稳定依托的正是国内产业基础与市场规模优势。

当下美国自华采购规模有所回落，但相关进口需求转而向越南、墨西哥等经济体转移。以越南为例，其总人口仅一亿出头，可动员的劳动力规模约五千万。这只是一个粗略对比，却足以说明，相较其他经济体，中国所具备的规模经济潜力依然十分突出。

产业规模偏小的时候，往往难以获得充足收益，缺少持续降本、迭代技术的动力。前期投入很可能高于远期潜在回报，同时人口等基础条件也制约收益上限。当然，这一判断建立在 AI 与机器人尚未大规模普及的前提下；而 AI 与机器人的全面落地也非一日之功。体量更大的经济体，反而更有动力与资源去推进这一轮技术变革。

贸易逆差的扩张，和美国依托Medicaid、Medicare、食品券等福利项目保障普通民众，内在逻辑有相通之处。美国借助大量进口高性价比商品，稳住物价涨幅，维系社会平稳运行。其运行闭环大致是：政府向依托高新技术、全球化获益的企业与高收入群体征税，再以大规模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普通居民；而居民使用转移支付所得消费日常物资，消费品价格保持稳定，才让这套 “发展高新产业 — 征税 — 转移支付” 的补贴机制真正落地生效，形成完整循环。

更进一步来看，美国并非无力承担这一万亿美元规模的贸易逆差。依托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金融优势，美国资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全球布局，都有机会获取更高收益。前文 Y/K 指标对比也能看到，美国的资产产出效率在三者之中最高。以不足 5% 的发债成本吸纳全球资本，再叠加本土资金一同投向高回报赛道，倘若能够拿到 20% 水平的收益，从经济学逻辑上看，这是一套具备吸引力的模式。当然，这套模式成立的前提，是美国能够持续保有高回报资产，或是持续找到优质投资标的。因此相比一万亿的贸易逆差，美国真正关切的，是前沿科技赛道的竞争格局，以及能否继续顺畅配置境外优质资产。

四、人口结构：结构变迁下的养老可持续性分析　　

接下来这张图表是全球人口预测（见 PPT）。时间起点为 1950 年，到 2023 年为已实现的数据，后续部分属于预测区间。大家不妨思考：全球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会是什么？

核心变化在于人口萎缩。中国所处的亚洲区域整体呈现人口回落趋势；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非洲，其人口规模预计将突破15亿，较当前水平翻倍以上。

这张图表呈现了中国人口变化：自 2022 年起，国内人口进入减量阶段。按照测算，至 2100 年前后，人口规模或将回落至约 6 亿。我们长期习惯以 14 亿人口作为思考前提，而未来基数发生显著变化，诸多议题都需要随之做出重大调整。

以上采用的是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模型本身存在诸多变量，测算思路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技术进步就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前的应对思路之一是逐步延迟退休；但倘若 AI 迭代提速，大量人力工作被替代，或许延迟退休就不再是必要选项，甚至会出现提前退休的空间。不少当下引发普遍担忧的问题，也可能依托生产力提升得到缓释。当居民拥有更稳定的收入与更多可自主支配的时间之后，技术进步也有可能对人口走势产生新的影响。

当然，科技进步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其演进节奏也难以精准预判。站在养老视角，提前做好规划依然十分必要。落脚到个体层面，收入减去消费，差额即为储蓄。举个简单例子：年收入 4 万元，消费支出 3 万元，便可结余 1 万元。

那么每年结余的这一万元，能否支撑养老所需？假设自 20 岁进入劳动力市场，60 岁退休，合计工作四十年，每年存入一万元，相当于个人养老账户持续积累。这样积累下来，对应的储备是否充足？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接近 80 岁，意味着退休之后还有大约二十年的养老周期。依靠这笔养老储备，能否覆盖这段时期的开支？

接下来这一页产值与人口的数据来自Maddison Project，不少同仁应当有所了解。该项目搭建了覆盖全球长期经济、人口的研究数据库。尽管常有观点指出其数据颗粒度较粗、精度有限，但在我看来，它依然能够在整体框架层面，帮助我们回应诸多历史层面的宏观问题。

图中蓝色曲线代表产值，红色曲线代表人口。产值曲线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迎来快速抬升，这也勾勒出全球文明演进的主线：在此之前近两千年，发展水平大体平稳；而最近两百年，变革节奏显著加快。我们把蒸汽机、纺织机对应的时间节点标注在图上（见 PPT），可以直观看到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伴而行。1991 年前后，互联网与计算机革命到来；沿着这条脉络，下一轮变革便是 AI。这一轮人工智能变革，或许和过往历次技术革新有所不同：它具备自主学习、迭代演化的能力，潜力边界目前尚无法完全界定。当然，AI 同样会催生诸多全新议题。它本身未必存在主动对抗人类的倾向，但存在被人为操控的风险。这类技术层面的挑战前面已经有所探讨；如果和刚才谈及的人口趋势结合起来，或许能够衍生出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AI 能否保持向善、持续服务正向目标，以及如何实现有效管控，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倘若 AI 深度融入社会成为现实，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开展下一代的教育：教会孩子在 AI 时代立足所需的核心能力，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社会形态、实现自我发展，这才是教育需要回应的核心。

五、能源转型：气候挑战下的转型发展路径

接下来我们聊聊气候与能源议题。请看 PPT 上这张直观图表：基准线为 1981 年海平面温度，标记点位持续上行，最新数据对应 2026 年。从 1850 年至今的观测记录来看，温度累计上升幅度已达 1.5℃。

升温 1.5℃背后有对应的科学规律，可以理解为碳浓度与温度的关联关系：二氧化碳浓度翻倍，对应气温上升约 3℃。PPT 上显示，早期浓度约 285ppm，当前达到 423ppm，增幅约 50%；对应升温幅度即为 3℃的一半，也就是 1.5℃。

倘若排放趋势延续，气温将继续上行，带来一系列后果：高温热浪、山林火灾频发，冰川冻土消融，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增多。我们正亲身见证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类灾害，这一结论得到全球大量科研工作者研究佐证。不过当前部分经济体的政策立场出现波动，以欧盟为例，其原本是绿色能源与低碳转型的重要推动者，如今转型力度有所放缓。人类向外探索星际，火星虽是近邻当中一个备选目的地，但距离极其遥远，并不适合作为人类的栖居家园。如果放弃守护现有家园，寄希望于星际迁徙，未免失之轻率。因此气候议题，依然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持续重视的长期命题。

依托光伏、储能等技术路线，国内新能源具备逐步替代高污染火电的潜力。请看 PPT，规模效应在新能源领域再次显现：光伏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九成，当前成本水平低于火电。

这同样是技术进步衍生出的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新能源赛道上，国内产业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有能力为全球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当然，不同主体的认知框架与信任基础存在差异，仍需要时间沟通，让各方充分认识气候挑战的严峻性，理解我国在该领域的布局与实践，推动相关产能更好服务全球共同目标。

在一场国际研讨中我们留意到一种观点，不少声音提及我国新能源产能过剩。但我的看法是：这类产能可以服务全球需求。以国内需求口径衡量或许显得富余，放到全球视角下未必属于过剩，核心取决于参照基准。

总而言之，无论立足全球视野，还是拉长时间维度兼顾代际公平，经济议题仍留有广阔的探讨空间。我们可以在交流之中凝聚共识、发掘合作空间。倘若各方都秉持这样的分析思路，将更有利于国际间学术、经贸等领域的沟通，共同增进人类整体福祉。今天时间有限，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