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与海路：岭南深处的青铜回响

文博时空 作者 苏皖皖 广西地处岭南腹地，背山面海，自古是百越之地。约80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西瓯、骆越部族在此筑邑农耕、铸鼓立礼，形成独具特色的百越礼乐体系。秦代凿通灵渠，岭南自此纳入中央版图：随着郡县设置与中原移民南迁，汉文化与土著文化深度交融，铜鼓、羊角钮钟等礼器既保留百越图腾，又融入中原工艺范式，成为民族融合的实物见证。汉代合浦港船帆北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中原丝绸、陶瓷经此南下，南洋香料、珠宝、奇珍由此登陆并转运内地。

千年间，广西以山海为界、以族群为脉，既坚守百越文脉本真，又吸纳中原风骨与海洋气度，稻作、铜鼓、海洋三种文明在同一片土地上叠合生长。让我们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这些典藏文物中，感受历史的馈赠。

1.西汉　翔鹭纹铜鼓

1976年，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重30.75公斤，鼓底内壁卧刻篆书“百廿斤”——这是它当年被称量入册时留下的重量，也是迄今存世铜鼓中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一面，素有“铜鼓之王”的美誉，也是同类铜鼓断代的标准器。

该鼓属石寨山型铜鼓，呈经典的平面曲腰样式，鼓面小于鼓胸，鼓腰近圆筒状，鼓足外撇，胸腰间对称设两对扁耳。鼓面中心，十二芒太阳纹向外辐射；太阳纹是岭南先民太阳崇拜的直接体现。环绕太阳纹的第四晕为翔鹭纹主晕圈，10只衔鱼翔鹭，逆时针飞翔，形成花环；鹭鸟长喙、有羽冠，姿态生动。鼓胸饰六组羽人划船纹，每船六人，其中三船划手头戴羽冠、另三船有裸体人，船头下有衔鱼鹭鸶、花身水鸟与游鱼，再现了龙舟竞渡的古越风情，也印证了中国早期的航海景象。鼓腰则刻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2-3人，头戴羽饰、身披羽裙，双臂外展、双腿叉开作舞蹈状，舞人上空亦有翔鹭。场面浩大，铸造者用整面铜鼓记录了一场我们无从参与的盛典。

铜鼓在岭南从不只是乐器，它是财富，是权力，是沟通神灵的法器，是族群认同的图腾。拥有铜鼓的数量，直接决定了一个首领在百越社会中的地位。这面翔鹭纹铜鼓出土于规格极高的贵族墓葬，它的主人是谁，史书没有记载，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岭南割据政权南越国的高级地方长官，是有战争经历的桂林郡郡守或郡尉。

2. 西汉 人面纹羊角钮铜钟

铜钟在古代岭南是祭祀礼仪的核心重器，用于沟通神灵、号令部族，与铜鼓共同构成广西先秦至汉代青铜文化的核心。羊角形钮在广西出土青铜器中多次出现，与当地动物崇拜信仰密切相关。

这件铜钟同出土于罗泊湾1号墓，通体呈半截橄榄形，上小下大，顶部设羊角形钮，造型粗犷有力。钟身正面铸有人面纹——圆目、宽鼻、阔口，面部线条粗犷而神秘，介于写实与图腾之间。这类人面纹在岭南青铜器中属于独特符号，与中原铜器纹饰体系明显有别，从风格上看，更接近于西南地区及东南亚铜鼓文化的审美传统。这种混融的纹饰语言，正是广西作为中原与东南亚文明交汇地带的实物注脚。

3. 西汉　铺首衔环铜匜

匜是盛水器，用于贵族礼仪中的沃盥之礼——主人洗手时，侍者持匜自上浇水。这件铜匜同出于罗泊湾1号墓。

铜匜呈椭圆形，口微敛，设有子口阶，前部长槽状流便于注水。腹上部左、右、后三面均装鎏金铺首衔环，铺首呈兽面造型，双目圆睁、张口衔环，是辟邪纳祥的固定符号。衔环既具装饰性，也便于握持搬运。

以上三件很有特色的文物都出自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那么它的墓主人时谁呢？ 考古报告分析，从墓葬规模、棺椁结构、殉葬人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等方面来看，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当时地方政权机构的最高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每郡都置有郡守、郡尉，由中央直接委派。他们在地方上权力很大。在新开辟的边远地区，郡守、郡尉多从善战的将领中选拔。为了使政权易于统一，当时还有郡守兼郡尉职的，权力就更大。按《汉书·地理志》所载，贵县在秦代属桂林郡，汉代属郁林郡。墓中出土不少漆器烙印“布山”戳记，表明贵县应是桂林郡治布山县的所在地。秦破灭，南越王赵佗即以南海郡为基地，击并桂林、象郡，割据岭南，于是秦代桂林郡也成了南越国的一个行政区。贵县既是南越王国的桂林郡治所在，桂林郡守、尉死后葬在这里，是完全可能的。

从墓葬规模之大，动用建筑材料之多的情况来看，墓主人生前必然能征调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较长时间的经营；有七人殉葬，生前一定占有大批奴婢。这在西汉初年的南越国也只有桂林郡守尉、这样的高级官吏才能办到。

4.西汉　羽纹铜凤灯

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汉墓出土，雌雄成对。单件通高33厘米，凤首高昂回眸，颈部作“S”形曲线，尾羽舒展下垂，与双足构成三点支撑——整体造型在力学与美学之间达到了精准的平衡。

通体以錾刀刻出细密羽纹，入刀深度不足半毫米，线条绵密均匀，是汉代金属工艺的极致呈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内部结构：腹腔中空，可贮水；燃灯时，烟灰经颈部中空管道导入腹腔，溶于水中，实现无烟净化，不散入空气。两千年前的汉代就有了这种“环保灯”，河北满城汉墓（长信宫灯）、海昏侯墓（雁鱼灯）中均有发现，但成对的凤灯则极为罕见。

墓主“庸毋”生前曾在九真郡（今越南清化）为官，死后归葬合浦家族墓地，墓中出土水晶、玛瑙、琉璃、琥珀、金饼等 240 余件，是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路始发港的直接见证。

5.商　兽面纹提梁铜卣

1.云雷纹 2.兽面纹 3.夔纹 4.提梁 5.牛头

1974年，南宁武鸣马头乡出土。通高40厘米，重10公斤。通体以云雷纹为地，盖面及腹部饰浮雕式兽面纹，眉眼突出、威严神秘，盖边、颈部、足部环饰夔纹，提梁呈弓形，由两条背向夔龙组成，两端作牛头形。盖内阴刻族徽铭文。

这是一件标准的中原礼器。商代贵族用卣盛放祭祀用酒，器型、纹饰、铸造工艺均属中原体系，与同时期殷墟出土器物高度一致。它是中原礼器入桂的直接物证，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说。

6.秦 “孱陵”铭铜矛

1974年出土于广西平乐银山岭墓葬群，该矛为秦代典型实战刺兵，长三角形矛，中脊隆起，锋利，为典型秦军实战形制；銎部（古代斧、斤等工具或兵器上用于安装木柄的孔洞或套筒结构）中空，用于安柄矛，牢固不易脱落；銎口扁圆，形制规整。銎口之上，刻有“孱陵”二字。孱陵，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一带，秦代在此设县，是重要的兵器铸造与武库基地。

公元前214年，秦军越过南岭，统一岭南，设桂林、象、南海三郡。这枚铜矛，是那场军事行动留下的直接物证——它在湖北铸造，跟随秦卒南下，最终留在了广西的土地里。铭文不长，只有两个字，却记录了一件兵器从产地到战场的全部来路。

7.西汉　铜六博棋盘（中）

西汉 铜跽坐俑（围坐棋盘的四俑）

两件器物同坑，1972年出土于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这是句町王国贵族墓葬，核心葬具为四件套合铜鼓——铜鼓葬是西南濮越族群特有的高级别葬俗,指直接以铜鼓（单件或多件套合）作为棺椁盛殓尸骨，或用铜鼓作葬具组合、重器陪葬的墓葬。六博是汉代最风行的棋类游戏，以六根博箸（类似骰子）决定走棋步数。这件铜质棋盘纹路清晰，铸出曲道、栻局、十二路棋纹，是西汉标准 “栻盘式六博”。四件铜俑围绕棋盘跽坐，拱手、抬手各异，呈对弈、观棋、落子场景。

句町（gōu tǐng）是西汉至魏晋时期西南地区实力最强、存续最久的濮越系方国之一，与滇国、夜郎国并称 “西南三大古国”，是汉廷在西南册封的重要异姓王国，也是中原文化与西南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关键节点。西林县作为句町王国属地，地处偏远山区，在那里人们不仅接纳了这种娱乐方式，更用青铜铸造棋盘与俑，足见中原文化对广西地区的影响之深、渗透之广。

8.西汉　鎏金铜骑马俑

这件鎏金铜俑也出于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由骏马、方形马鞍和骑俑三部分组成，主体浑铸成型，仅马尾单独铸造后插入马臀方孔。骏马昂首挺立、体态雄健，呈蓄势待发之态；骑俑头戴武冠、身着袴褶，身姿挺拔作勒缰状，神情威武，生动再现了句町贵族将领的形象。

9.北宋　錾花鎏金银摩竭

这件银质鎏金酒船（盛酒器）1991—1992年出土于广西南丹县虎形山窖藏，这里发现了北宋南丹莫氏土司的贡御级银器，器形、纹样皆符合朝廷贡物规制。南丹是宋代重要银场，朝廷在此采银、定贡银数额。这批精品本拟送往中原入贡，因莫氏 “擅地利、拥强兵、不修常贡”，最终未进京师，秘藏于本地，成为土司私享的重宝。它以摩竭为造型，采用锤揲、錾花等复合工艺，龙首鱼身，鳍如双翼，背作船篷，腹錾细密鳞片，头与眼可灵活转动，工艺极致精湛。

摩竭（Makara）是古印度神话中的海兽，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水域守护神。摩竭纹样循海路传入中国，在两广、福建沿海地区均有发现。广西在宋代仍是重要的海上贸易节点，来自印度洋的图像符号，经由商船与僧侣，最终沉淀在一件南方银器的表面。这条线索，指向的是一个比铜鼓与玉器更漫长的时间尺度——海洋从未隔断，它一直是连接彼此的通道。

参考资料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出版

作者简介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