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安娜1.2亿理财踩雷中信！一审判赔近3000万还是亏了

一笔原本用于“稳健理财”的企业闲置资金，三年后却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2025年底，家纺龙头富安娜公告披露，其与中信证券、招商银行广州分行之间的金融委托理财纠纷，迎来一审判决：中信证券需就部分本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后续清算回款双方按比例分配；托管行不承担赔偿责任，仅履行配合义务。

看起来，富安娜“拿回来的钱”比例已经接近七成，但公司仍明确表示不排除继续上诉。这意味着，这场始于2021年的理财纠纷，远未真正结束。更重要的是，这并不只是一家上市公司和一家头部券商之间的胜负问题。

在这起1.2亿元理财“踩雷”案背后，被摊开在公众视野中的，是资管行业长期存在却又被反复忽视的几个老问题：通道业务、多层嵌套、适当性义务、估值方法，以及“买者自负”到底该负到什么程度。

1、从“现金管理”到深度亏损：一笔看似再普通不过的理财

故事要从2021年说起。

那一年，富安娜并不缺钱。作为现金流相对充裕的上市公司，账上躺着的资金如果只是“睡大觉”，显然有点浪费。就这样，一款定制化的单一资管计划登场了——业内称之为“富安1号”。期限一年，投入1.2亿元，产品定位清晰：不追求刺激，只求稳健，是典型的企业现金管理工具。

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次“试水”。在此之前，类似产品已经顺利跑过好几轮，本息按期到账，“滚动续作”的节奏堪称丝滑。在这种背景下，风险感知自然被一再钝化——毕竟，熟人、老路、老产品，看起来都很安全。

直到2022年3月。到期日如约而至，但该回来的钱，却迟迟没有出现。等来的不是本金和收益，而是一纸“逾期”的现实。此后将近三年时间里，富安娜从托管账户中陆续收回的资金，只占原始投资额的一小部分，而产品净值却一路向下。

问题很快从“流动性紧张”，升级为“利润表压力”。按照会计准则，这笔投资被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值每一次下滑，都会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中。最终，公司不得不计提大额减值，真金白银地承受亏损。

2、钱到底投到哪去了：一条被“折叠”的资金链

纠纷之所以走向全面对抗，核心并不在于收益未达预期，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涉案资金在法律与事实层面，究竟投向了何处。

从管理人早期披露的信息看，案涉资管计划的投资结构并不显复杂：部分资金配置于货币基金，另一部分投向商业地产项目，表面上符合企业现金管理对“稳健性”的一般认知。

然而，随着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完整的资金路径经由合同文本、补充协议及托管流水被逐一还原，事实轮廓随之发生变化——资金并未直接投向披露中的项目标的，而是通过“单一资管计划—集合信托计划”的嵌套结构进行配置，最终穿透至房地产项目的底层债务主体。

这种“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的嵌套安排，在资管行业并非新鲜事。从形式上看，每一层均有独立合同关系、合规主体与制度设计，似乎构成了一套自洽的法律结构；但从风险实质来看，资金流向与风险暴露却被层层折叠，投资者对底层资产的真实状况与风险程度，难以形成直观、完整的认知。一旦底层资产发生违约，责任边界往往在管理人、通道方、融资主体之间被不断切割与转移，投资者维权成本显著上升。

更为关键的是，案涉项目的风险并非事后才显现。资金进入嵌套结构之前，底层融资主体已在财务层面出现实质性风险信号，相关审计报告存在明显保留意见；同时，提供增信安排的重要关联方亦已进入重整程序，其持续履约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换言之，在资金最终流入之时，底层资产本身并不具备“风险未显”的客观基础。

3、法院怎么分责任？通道业务不是“免责通行证”

在一审判决中，真正具有示范意义的，并非赔偿金额本身，而是法院围绕资管业务中不同主体责任边界所作出的系统性判断。

1、托管人：不当然承担损失，但须恪守法定职责边界

法院并未支持富安娜要求托管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其裁判逻辑相对清晰：在资产管理法律关系中，托管人的法定职责主要限于资金保管、账户监督及清算交收等操作性义务，并不包含对投资标的选择、投资决策合理性或风险控制结果的实质判断。

在本案中，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托管行在资金保管、划付或清算环节存在挪用、违规划转或其他操作性过错。在未出现法定或约定义务违反的前提下，托管人不因资管计划投资失败而当然承担赔偿责任。

该认定再次明确了司法实践中的一项基本立场：托管职责的边界在于“管钱不管投”，其法律责任不能被泛化为对投资结果的兜底责任。

2、管理人：通道安排不构成责任免责事由

相较之下，法院对管理人责任的认定明显更为严格。

判决明确指出，即便案涉资管计划采用了典型的“通道式”运作结构，资产管理人亦不得以此为由弱化或免除其法定管理职责。只要在合同关系中具有资产管理人身份，即应依法履行包括尽职调查、信息披露、风险揭示在内的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

尤其是在投资结构发生实质性调整、底层资产风险水平显著提升的情形下，管理人更应对投资者进行充分、具体的风险说明，而不能仅以形式化的合同条款或概括性风险提示替代实质性履责。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法院形成了本案的核心裁判立场：通道业务仅是一种业务模式，而非法律责任的“防火墙”；管理人身份一经成立，其应承担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后果，并不会因通道安排而自动减轻。

4、适当性义务：不是签一次合同就“一劳永逸”

在本案中，围绕“适当性义务是否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形成了最为集中的争议焦点之一。

管理人的抗辩逻辑在于：案涉资产管理合同已于早期签署完成，适当性管理义务应当理解为合同订立前的前置义务；此后发生的追加投资，仅属于合同履行阶段，无需就每一次具体投资行为重新进行风险评估与风险提示。

法院并未采纳这一主张。判决明确指出，在多笔资金持续投入、投资期限拉长，且产品结构及底层资产风险水平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形下，管理人负有重新识别投资者风险偏好、核验风险承受能力，并就产品风险与投资者匹配性进行确认的义务。适当性义务并不因合同的首次签署而当然消灭，更不能被理解为“一次履行、永久有效”。

由此，判决在适当性制度层面划定了一条清晰的司法边界：“专业”并非风险兜底的授权，适当性义务亦不存在当然豁免。

5、这起案件，改变了什么？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富安娜案的影响，早已超出个案本身。近年来，上市公司理财规模持续收缩，资金配置明显回归保守，结构性存款、低风险工具重新成为主流，而曾被寄予厚望的复杂资管产品，正在失去吸引力。这一变化，既是市场风险偏好下移的结果，更像是一场集体完成的“风险再教育”。

正因如此，富安娜案引发的关注，并不在于一审判决究竟赔了多少，而在于它打破了一种长期存在却鲜少被正视的心理预期——将资金交付给头部机构，并不意味着风险被转移，更不意味着风险会自动消失。

对投资者而言，这是一堂关于“穿透结构、直面底层资产”的现实课程；对资管机构而言，这是一次关于职责边界与合规底线的司法提醒；而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正在推动一种更为清晰、也更为残酷的共识逐渐形成——在理财世界里，从不存在可以外包的安全感。风险，终究只会沿着法律关系，回到它真正的承担者身上。

编辑 | 夏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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