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从西南证券《2026年1月社融数据点评：社融“开门红”的成色如何？》研报附件原文摘录）
点评
新增社融同比多增，人民币贷款转为同比少增。从社融存量看，2026年1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长8.2%，增速低于2025年的8.3%。从社融增量看，2026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2200亿元，同比多增1654亿元。2026年1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49000亿元，再度转为同比少增，同比少增3194亿元。2026年1月社融同比多增主要因政府债券融资基数走低（或与春节错位有关），2026年1月政府债融资转为同比多增。但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再度转为少增，说明实体经济信贷意愿仍不足。央行在2025年第四季度货政报告中指出，将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此外，2026年财政政策有望前置发力，开年地方债券发行速度大幅加快，上半年社会融资增速有望得到支撑。
直接融资主要受政府和企业债支撑，股票融资转为负贡献。从社融结构看，2026年1月，直接融资新增1.5万亿元，同比多增3228亿元，主要受政府债和企业债融资支撑。2026年1月，政府债融资新增9764亿元，同比多增2831亿元，因春节错位导致去年同期基数走低，结束连续5个月同比少增。截至2026年2月13日，2月地方新增债券发行5896.35亿元，高于去年同期的4965.56亿元，2月净融资约5075.77亿元，也高于去年同期4682.86亿元，虽然有春节错位效应影响（今年2月工作日少于去年同期），但地方政府债券仍呈现靠前发力的特点，有望继续支撑社融；企业债券融资5033亿元，同比多增579亿元，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金融债发行或仍是主要驱动，1月境内地产债净增量继续为负；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少增182亿元至291亿元，或与股市阶段性回调有关。另外，新增表外融资同比多增371亿元至6097亿元，其中新增委托贷款为-192亿元，同比多减641亿元，新增信托贷款为-4亿元，同比多减627亿元，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别同比多增1639亿元至6293亿元，或与本月新增票据融资减少有关。
企业短期贷款同比多增，居民短贷同比由降转增。2026年1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44500亿元，同比少增3300亿元，结束连续三个月同比多增，企业信贷意愿有所转弱。其中，企业短期贷款增加20500亿元，同比多增3100亿元，或因节前补充短期流动性需求增大；企业中长期贷款增加31800亿元，同比少增2800亿元，企业投资意愿或仍偏弱；票据融资减少8739亿元，同比多减3590亿元，票据冲量需求减少。2026年1月，居民贷款增加4565亿元，逆转此前三个月的缩减趋势，同比多增127亿元。其中，居民短期贷款增加1097亿元，同比多增1594亿元，或因春节前消费需求释放、个人消费贷利率下调共同推动；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3469亿元，同比少增1466亿元，房贷需求仍弱。按春节前农历的初十至廿五来对比，2026年1月28日-2月12日，30大中城市单月商品房成交面积约为318.93万平方米，相比2025年1月9日-1月24日成交面积同比减少24.4%，春节前商品房成交依然偏弱，但二手房价格有所改善，1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后续有望带动交易数据向好发展。2025年12月末，个人住房贷款1%财政贴息政策，已从地方试点迈向全国统一实施框架，有望推动楼市逐步企稳。
人民币存款同比多增，M1同比增速有所反弹。2026年1月，人民币存款增加80900亿元，同比多增37700亿元。其中居民存款增加21300亿元，同比少增33900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26100亿元，同比多增28160亿元；与此同时，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14500亿元，同比多增25600亿元，春节前A股成交热度依旧，居民存款继续向非银“搬家”，企业存款同比多增或因春节错期效应下，去年同期基数较低；财政存款增加15500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12176亿元，或因节前财政资金结余积累，以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加速。1月末，M2同比增长9.0%，相较上月回升0.5个百分点，延续高位增长。由于前期基数有所放缓，M1同比增长4.9%，增速回升1.1个百分点。1月末，M2与M1剪刀差为4.1个百分点，较上月缩小0.6个百分点。M1增速跃升主要得益于企业短期贷款补充流动性，导致活期存款回升。2月，央行重申“适度宽松”，降准降息仍有空间，有望支撑M2增速，后续随着基数逐步走高，M1增速回升的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节奏不及预期风险，海外经济超预期波动风险。已公布的宏观或产业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因配套措施不完善、部门协调不畅、地方执行力度差异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导致其推进速度、覆盖范围或最终效果慢于或弱于市场预期，从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与经济修复的进程；主要经济体的政治局势、经济数据或宏观政策出现意外变化，其幅度或频率超出市场普遍预测。这种超预期波动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贸易条件恶化或外需急剧收缩，并通过金融、贸易及预期渠道向国内传导，增加我国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