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保的三重博弈：反腐落槌、财报分化、周期切换

《投资者网》蔡俊

近期，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319.SH，下称“公司”）的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泽涉嫌受贿一案有新进展。根据通报，该案进入公诉阶段，于泽涉嫌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回归公司层面，2026年上半年公司财报呈现两种局面。按板块分类，财险类占比公司收入的80.25%，但保费规模增长基本见顶。作为财险赛道的龙头，公司正探索从“规模龙头”跨越至“质量龙头”，这条路必须走，但也不好走。

反腐落槌收官

根据公告，落马高管于泽南开大学科班出身，毕业后直接进入公司天津分支机构起步，2006年曾跳槽太平保险。2020年，于泽重返公司，出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2021年7月起兼任人保财险党委书记、总裁，2023年5月再任人保财险副董事长，同时兼任人保信息科技董事长。

官方通报及公诉中，清晰还原贪腐的根源：于泽利用在太平保险、公司、人保财险、人保信科等多个关键岗位的职务便利，长期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

其实，若跳开个人维度，于泽完整经历了国内财险行业最后一轮“规模高增长期”。2021至2023年，财险赛道的竞争白热化，渠道费用内卷。期间，公司通过大举铺渠道、扩分支机构等方式，试图稳固财险龙头地位。

策略上，公司以“规模第一、市占优先”为核心考核导向，长期采用高费用投放、宽松准入、渠道让利的打法。其一，公司对车险对公车队、企财险、工程险等大额业务，适当放宽风险筛查。其二，公司对经纪渠道、代理渠道给予更高费用倾斜。

可以说，这套策略成效显著，公司持续稳固财险龙头的地位，保费体量持续领跑行业。但同时，公司也付出相应代价。一方面，大量高风险、低毛利、高赔付概率的业务持续入账，拉低整体承保利润率，推高综合成本率。另一方面，高额渠道费用的渠道合作模式，滋生了灰色空间。

对此，于泽被双开后，公司内部启动自上而下的组织重构与战略纠偏。

组织人事层面，公司及人保财险完成核心管理层换届，对财险业务条线、科技渠道条线、机构审批条线开展专项排查与人员调整，收紧核心岗位权限，实行关键岗位轮岗、合规终身追责制度。

经营战略层面，公司转向高质量发展。其一，主动收缩低效业务，清退高赔付、高费用、低收益的对公车险、劣质工程险。其二，严控渠道费用率，压缩中间代理冗余成本。其三，加码政策型、低风险业务，重点布局农险、绿色保险、个人非车险等优质赛道。

冰火半年报

2026年上半年（下称“报告期内”），公司交出了一份结构分化的财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498.12亿元，同比增长38.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7.45亿元，同比增长38.5%；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6.6%，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7.7%，资本实力充足雄厚。

（来源公司公告）

亮眼的高增长背后，是突出的资产端表现。报告期内，公司总投资收益达663.27亿元，同比增长59.9%，总投资收益率3.7%，较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

然而，若翻开公司主业，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报告期内，公司的保险服务收入2868.73亿元，同比增速仅2.4%。简言之，公司面临“靠投资赚钱、靠主业托底”的现状。

而作为财险基本盘的车险业务，赛道本身仍在红海。车险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后，监管持续压降手续费、规范费率、严控费用乱象，而当前车险产品高度同质化，各家险企无明显差异化竞争力。

同时，公司的非车险业务，呈现“有增速、无利润、难替代”。

报告期内，公司保险条线通过业务协同实现规模保费172.39亿元，同比增长7.1%，家财险、文旅险、个人意外险、小额健康险等业务增长亮眼，成为主业的增长亮点。但此类业务单笔保费低、赔付细碎、运营成本高、利润空间极薄，整体营收和利润体量有限，完全无法对冲车险、大型对公非车险的利润压力。

（来源公司公告）

质换量时代来临

公司的眼下局面，简单说就是保险行业的环境变了。

过去数十年，财险行业依靠城镇化红利、机动车保有量增长实现规模腾飞，核心逻辑是“做大规模、抢占份额”。眼下，监管常态化从严、车险利润空间固化等因素下，传统规模扩张逻辑彻底失效，行业正式进入以质换量的全新竞争周期。

在此情况下，公司拥有庞大资产体量、全覆盖的渠道网络等多重优势，但向上的突破点是如何将优势转化为盈利能力。毕竟，在增量时代庞大的规模是核心指标，进入存量竞争时代，

行业比拼的是精细化运营、结构质量、盈利模式。

站在这个关键节点，公司已完成最大风险出清与战略纠偏。同时，公司的逻辑从过去依托“行业龙头、规模第一”形成的规模溢价，转为主业盈利质量、业务结构优化成效的维度重构。归根结底，公司要从“规模龙头”向“质量龙头”实现根本性跨越，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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