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调度刚性约束，怎就成了软棉花

言咏/文 深圳卫健委的一纸通告，把8个月前一起救护车“截单”事件推向公众视野：去年8月5日凌晨，家住深圳的张女士突发腹痛，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然而救护车没将病人送至120调度指派的最近的三甲医院，而是开往救护车所属的更远的深圳健安医院——一家一级乙等民营医院。张女士在此经历了在家属看来被延误的救治，次日上午转院后，终因抢救无效去世。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健安医院被处以7.6万元罚款，并暂停院前急救资质半年。 

半个月后，《人物》的报道《急救车“截单”之后的8小时》，让通告中的张女士和她的家庭具象化。她是前一天还在微信群叮嘱女儿吃水果的妈妈；她丈夫在拨打120时压根没想到永别就在眼前，毕竟这是深圳，最近的三甲医院离家只有2.8公里；她千里之外的女儿，在视频中目睹了母亲最后时刻的无力和绝望，一直哭着喊“妈妈”。更重要的是，这8小时中暴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系统性的漏洞，也有了更多的追问。 

中国救护车分为两类，一类是120急救车，执行院前急救任务；另一类是非急救转运车，负责长途转院等服务，实行市场定价。“黑救护车”“坐地起价”等市场乱象更多发生在非急救转运领域，此次深圳救护车无视调度指令的“截单”行为，或许是极端个案，但发生在更紧迫、更性命攸关的院前急救场景，性质尤其恶劣。它直接击穿了人们信任的底线：如果在命悬一线时刻，120都不可托付，还能相信什么？就此而言，即便是对个案的反思，也不失公共意义。 

回到事件本身，救护车启动之前，逝者丈夫就要求送往三甲医院，被司机以“健安医院的车，只能往健安医院走”为由强硬拒绝。家属事后封存病历时看到派车单，才知道指派的就是那家三甲医院。要问的是，120的调度指令依法具有刚性约束力，为何在执行端却“软得像一团棉花”，不遵守似乎是家常便饭？就在张女士事发的前一天，健安医院也有一次“截单”行为。 

违法代价不大是一个原因。罚款7.6万元、暂停半年院前急救资质——依照相关条例，这一处罚已经“从重”甚至接近顶格。但从情理的角度，在生命逝去面前，违法者付出的代价又轻如鸿毛。 

诚然，家属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医疗损害鉴定，未来医院或许将面临其他惩罚，不过整体来看，“截单”的收益依然大于成本。如果不是出现了患者死亡的极端事件，违规很可能不被发现，被发现也顶多罚款几万元。相比于代价端的低概率、轻飘飘，收益却是确定且诱人的。退一步说，即便发生了严重后果，医疗鉴定也漫长而复杂，要证明违规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说到底，做坏事似乎很合算，谁不愿意冒点风险呢？ 

更何况，监管漏洞让风险也很低。120在下达调度指令后的监督几乎是空白。早在2009年，深圳就投资了2400多万元升级改造了120指挥调度系统，引入GPS全球定位装置，理论上可以实现对救护车的全程实时监控。16年后，技术手段应当更先进，为何实时监控反而形同虚设？偏离目的地路线就触动警报——这在技术上不难实现。 

另外，如果120调度中心在完成指派后给用户下发一条短信，显示目的地医院等派单信息，就可以让用户在面对不合法说辞时有质问的底气。赋予用户更多知情权、让派单透明化，也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遏制。很多时候，善治体现在细节上。 

在深圳事件中，还有人疑惑：健安医院是一家一级乙等民营医院，够资格成为急救网络医院吗？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规定，符合相应设置标准的非公立医疗机构，可通过签订入网协议成为急救网络医疗机构。在深圳公布的现有122家急救网络医疗机构名单中，健安医院并不是唯一一家一级民营医院。 

其实，纳入名单本身不是问题，不同等级、不同属性的医疗机构，都可以在急救网络中发挥不同层次的作用，三甲医院处理危重症患者的经验更丰富，但有些疾病或伤情，低等级医院完全可以应对。问题的关键在于，“纳入”之后如何确保网络中任何医疗机构都能履行好急救职责、杜绝其不当牟利行为？这是不容推卸的监管责任。 

事后追责固然重要，这既是对正义的彰显，也是对逝者及家属的告慰。但生命不该如此绝望且荒谬地逝去，预防悲剧的发生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120调度的刚性约束，绝不能成为“软棉花”。 

当救护车载着张女士夫妇驶往健安医院时，丈夫心里唯一的念头是忍耐，他相信120，相信到医院就能得到专业的救治。命悬一线时这种天然的信任，尤其不可辜负——对社会而言，这是安全感最底层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