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向医疗“黑手”！湖南集中通报15起“关键少数”腐败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闫硕

聚焦“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湖南通报15起医药腐败典型案例，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据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官网，日前，湖南省纪委监委对近年来全省查处的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医院工程和药品设备招标采购问题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

相关案例中，有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规插手医疗器械、药品采购；有的利用职权上的影响力，违规干预医院工程项目招标；有的“靠医吃医”，在高值耗材使用上“吃拿卡要”。

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重大事项决策、选人用人、资源配置等方面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和支配权。如果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便容易滋生腐败。

“病有所医”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医疗领域事关群众生命健康。因此，湖南省纪委监委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领导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人员插手干预、以权谋私、吃拿卡要、利益输送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利用大数据手段，穿透查处一批典型案件，同时坚持系统治理，持续净化医疗领域政治生态和行业生态。

危害巨大

湖南此次通报的15起典型案例，既涉及省级领导干部又涉及市、县级领导干部，既有医疗系统内部领导干部，又涉及医疗系统外部领导干部。他们均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插手医院工程和药品设备招标采购。

比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党组书记、厅长雷绍业违规插手医院药品配送、设备采购，长沙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范小新违规插手医疗设备、耗材采购；再如益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夏大违规插手医疗器械、药品采购，湘西州龙山县医疗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周明泽违规插手医院工程、医疗器械采购。

“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医疗医药领域项目建设、药品耗材设备采购等关键环节仍存在较大漏洞，也反映一些领导干部不知敬畏、不守底线、胆大妄为。”湖南省纪委监委指出。

事实上，当前对“关键少数”群体的监管存在一些难点。

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英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一是权力寻租空间大，首先存在决策权垄断的情况，比如这15起案例中涉及关键岗位人员掌握药品耗材采购审批权、工程招标权，可通过设置定向参数等方式实现利益输送；其次利益链条复杂，案件显示贿赂手段包括以“宣传费”名义收受回扣、通过亲属代持受贿、绑定耗材销售规避招标等。

二是风险发现难度高，比如相关案例中试剂耗材替换，实验室等级达标装修中植入特定设备参数；免费设备捆绑耗材销售，通过“捐赠”形式规避采购程序；医药代表围猎关键岗位，防疫物资采购中虚构供应商资质。

三是制度执行存在漏洞，一方面，内部监督失效，其中一起案例显示13名被查人员涉及医疗机构负责人职务犯罪，暴露“管办不分”的体制缺陷；另一方面，外部监管滞后，《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第30条虽规定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可采取暂停销售等措施，但对领导干部干预采购缺乏前置预警机制。

谈及“关键少数”群体腐败所带来的危害，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欣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关键少数”一旦发生贪腐行为，除了贪腐行为本身是违反党纪国法和必须严惩的禁止性行为之外，更为严重的危害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极坏的反面示范作用和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极坏的负面影响，更是彻底违背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要求自我，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这一廉洁自律、风清气正的整体要求。

张晓欣进一步指出，严厉打击“关键少数”群体的贪腐行为，充分彰显了中央和地方党委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决心，持续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另外，从“关键少数”着手，也可以充分发挥警示作用，有效推动领导干部树正面榜样、得广大民心。

强化监管

国家层面已多次明确重点监管“关键少数”。

其中，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发布的《2025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中强调，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聚焦药品、高值医用耗材、医用设备、基建和信息化项目招投标、后勤服务等监管重点，持续规范检测样本外送、外配处方、项目审批、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行为，加大行政执法和司法办案力度。

另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

在对“关键少数”群体的监管上，王英建议，一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一方面建立三权分立模型，可以由专家委员会掌握采购决策权，省级集采平台掌握价格确定权，资金审批权则由财政和纪检双签；另一方面完善采购负面清单，参照《疫苗管理法》第5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对高频涉案品种实施采购备案审查。

二要完善数字化监管体系，首先可以构建三大预警模型，包括对比省级集采平台价格阈值进行价格偏离预警、通过穿透审查实际控制人进行供应商关联预警、参照同科室历史数据进行耗材用量异常预警；其次要推行医疗器械唯一标识，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4修订）》第69条，建立从生产到使用的全链条追溯体系，对相关采购实现来源可查。

三是强化行刑衔接机制，首先要量化移送标准，根据我国《刑法》，商业贿赂累计金额超6万元，或造成三人以上健康损害都可被视为刑事犯罪；其次要建立联合办案机制，参照《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对相关人员涉及的医保基金违规问题，实行药监、公安、检察三部门证据互认。

张晓欣向记者指出，未来可以深入推行终身问责制和重大决策记录追责制，从源头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不仅如此，在强化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同时，还要继续畅通自下而上的群众和舆论监督，对新媒体中如实反映的引发关注的社会问题给予及时调查、澄清和正面的反馈。此外，要加大对“关键少数”群体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和进行社会通报的力度，通过公众负面评价形成强大的社会震慑，做到查处一人、警示一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