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经理队伍“新陈代谢”加速：行业在阵痛中，正在这样变革

近年来，中国公募基金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27日，公募基金经理人数突破4000人，较2020年末实现翻倍增长。但同时，公募基金经理队伍的“新陈代谢”也在加速。2025年前三个月，“清仓式”离任的基金经理已达85人，创历史同期新高。

这种“新人涌入”与“老将出走”并存的矛盾现象，折射出行业从基金经理“造星时代”向团队化、制度化转型的阵痛，也引发了市场对公募基金未来发展的深度思考。

必然选择

截至3月27日，2025年以来，公募基金新聘基金经理人数增加超130人。至此，公募行业在任基金经理总人数已超过4000人。与之对比的是，2025年前三个月“清仓式”离任的基金经理已达85人，创历史同期新高。

在年内离职的基金经理中，不乏多位“绩优大佬”。如，3月12日，华商基金发布公告称，基金经理周海栋因个人原因离任，且不转任公司其他工作岗位。周海栋2024年末在管基金规模超过290亿元，占华商基金权益类管理规模的六成以上。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清仓式”离任的知名基金经理包括宏利基金的王鹏、富国基金的谢家乐、建信基金的周智硕、嘉实基金的洪流、工银瑞信基金的张宇帆、华夏基金的周克平等。

公募行业通过打造“明星基金经理”吸引大量资金，头部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动辄达到数百亿元甚至千亿元。然而，这种过度依赖个人能力的模式在市场波动中暴露出脆弱性。

近年来，明星基金经理的频频离任也引发资金大规模赎回。以丘栋荣离职为例，其此前管理的中庚价值领航基金在2023年四季度被赎回超过40亿份，公司整体规模缩水近30%。这种现象暴露了行业过度依赖个人IP的弊端：投资者将基金价值与基金经理绑定，而非信任公司整体投研能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头部基金公司已开始推行投研团队协作机制，淡化个人标签，强调系统化决策。

沪上一家大型公募机构的相关人士透露，该公司将行业研究、宏观策略与基金经理决策分离，基金经理更多扮演“组合建筑师”的角色。这种模式下，单一人员变动对产品影响较小，且能通过团队协作降低决策失误风险。

体系重构

2023年以来，公募行业降薪限薪传闻席卷而来。某头部基金公司高管坦言：“行业薪酬逐渐向银行、保险看齐，部分基金经理实际收入下降30%至50%。”在这一背景下，绩优基金经理面临“双向选择”：要么接受降薪，要么跳槽至私募等机构。

另一方面，中小基金公司为争夺人才，以股权激励、差异化考核等方式吸引中坚力量。某中型公募人士透露：“我们公司给潜力基金经理的薪酬包可能比头部机构更具弹性，同时给基金经理提供更大的决策权。”这种分化加剧了行业人才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头部失血、腰部补位”的格局。

一家中小型公募机构负责人表示：“我们公司从头部公司引入成熟投研人才，同时提拔内部新锐，形成‘老带新’梯队。”该人士称，这种策略既能快速提升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又降低了基金公司对单一明星基金经理的依赖度。

近年来，A股市场波动加剧，板块轮动频繁，对基金经理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部分依赖单一风格（如价值投资、赛道押注等）的基金经理难以适应变化，业绩持续落后同类产品。从完整年度来看，Wind数据显示，2023年规模缩水超50%的主动权益类基金中，有约30%的基金经理在2024年离职。

与此同时，基金公司的考核机制趋于严格。北京某公募投研负责人表示：“我们公司要求基金经理三年业绩排名进入行业同类前50%，否则其可能被调岗或离任。”这种优胜劣汰机制加速了行业新陈代谢，但也导致部分基金经理因短期压力而动作变形，进一步使业绩表现恶化。

受访的多位公募机构人士认为，未来公募行业的竞争将更多体现为系统能力的比拼。头部机构已开始构建“平台型”投研体系，例如搭建智能投研平台、建立行业专家库等。某大型公募的智能系统可实时跟踪全球宏观数据、产业链变化，为基金经理提供决策支持。在这种模式下，基金经理的角色从“个人英雄”转向“资源整合者”，行业对明星的依赖度将进一步降低。

前述沪上一家大型公募机构的相关人士表示，公募基金经理队伍的“新陈代谢”现象，本质是行业从粗放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短期来看，明星基金经理离任、基金业绩波动以及规模缩水等问题仍将困扰市场；但长期而言，团队化投研、制度化考核、透明化运作等变革，将推动行业走向更健康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