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奎专栏丨发挥省际高效统筹作用，促进实现城镇化

冯奎（中国城市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文件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有效融入城市、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承载能力等多个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在国家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下，重点省份高效统筹的作用值得进一步充分发挥。

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508万人，比上年减少86万人，下降1.1%。2019年跨省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43.1%，仍有大规模的农民工在跨省流动。

我们依据有关部门和机构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总体而言，中西部一些省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河南、安徽、湖南等，沿海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是农民工输入大省,人力资源方面互补性强。

依据大数据分析，河南省是全国农民工最多的省份，农民工输出数量也位于全国领先水平。2019年河南省农民工有3040.2万人，其中省外输出1214.6万人。安徽省农民工数量紧随其后，2019年安徽省农民工总量为1977.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399.2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70.76%。湖南省和四川省的农民工输出数量也很高，2020年湖南省农民工转移就业1638.8万人，同比增长0.37%；2019年四川省新增农民工20.4万人，占全国新增农民工总数的8.46%。

广东省是全国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省份。广东每年吸引近20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流入人口基本分布在“小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广州和深圳。浙江省吸纳外来农民工也较多，调查显示浙江农民工总量高达2300万，其中省内1387万人，外来务工人员900万。江苏省农民工数量达到2200万左右，其中省内跨市的流动人口占总量的1/3，另外2/3以跨省流动为主，其传统民营企业充满发展活力，为吸纳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

农民工输出大省与输入大省之间存在明显的“通道”现象。湖北省和湖南省的跨省农民工有相当数量前往广东省就业，2020年约有22.46%的湖北省外出农民工前往广东省就业，64.37%的湖南省外出农民工前往广东省就业。四川省外出农民工前往广东省、重庆市和浙江省的比例分别为29.76%、13.22%和11.75%。

根据农民工输出与输入的这些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挥省级行政单元的统筹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全国各地城镇化进程不一致，若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则可能缺乏区分度；另一方面，市县级行政单元数量多，在省以下层面进行统筹将会降低效率。因此，对于各省政府而言，至少有四件事值得去做：

一是建立健全劳务输出对接协调机制。通过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组织劳务输出、推动省内发达市县与贫困县劳务协作等方式，有效推进区域间和区域内劳务协作，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应加强技能培训合作，大力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加强工作衔接、信息共享，动态掌握劳务对接人员就业情况；设立“求职需求清单”和“岗位供给清单”，推动供需实现无缝对接。

二是农民工输出大省要继续支持农民工输出，同时应挖掘就近就地城镇化的潜力。这其中的关键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此，需要继续优化返乡入乡创业环境，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实施税费减免；创新金融服务，加大贷款支持，引导直接融资；健全用地支持政策，优先保障返乡入乡创业用地，完善土地利用方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优化人力资源，强化创业培训，加快培训平台共享共建；强化基础支撑，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农民工输入大省应将促进外来人口市民化纳入本省战略行动。一方面，通过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农民工公共服务水平以稳定农民工就业；另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覆盖面。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关键是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既要保障农民工居住权益，也要重视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

四是更好地发挥高层次协调机制的作用。例如，在涉及到农民工就业与城镇化问题上，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和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可以联动起来。此外，还可切实加强部省联动，统筹协调解决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过程中的区际协调问题。

（作者：冯奎 编辑：洪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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