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描述世界令人兴奋，亦心力交瘁 | 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时间与实践

“时间非常有力量。”

坐在位于朗园station单向空间的办公室里，许知远反复谈起了“时间”。这里确实是一个谈论“时间”的好场所——三面墙壁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中文也有外文书，有薄有厚，参差交错，仿佛筑成了另一层坚实的墙壁，它们都是经过时间淘洗、沉淀下来的产物。在4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镜头前的许知远突然指着身后的书架说：“看到书我总是很兴奋，因为它是我如此熟悉的一个世界。”

“书会给我带来最持久的安全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知远的全部生活都被书本包围，生活在书籍的世界与时间中。2001年，新世纪的开端，25岁的许知远出版了第一本书《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彼时，他带着强烈的启蒙者思维，“更相信观念本身”，并且相信以观念为武器，可以用来描述和评判时代。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意识到“观念是镶嵌在一个非常多元的、具体的语境之中的，甚至观念也不存在绝对的价值”。观念属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这个观念可能来自尼采，那个观念来自杜威，但他们的观念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他们所面临的语境下——十九世纪末的德国或者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才产生意义。那么在此刻的中国，我们该运用怎样的观念？或者说在中国的语境里，观念又要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变化跟我们的自身经验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从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此时，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许知远正从时代的“旁观者”走向“实践者”。对他而言，作为曾经的媒体人，他需要站在一个客观、独立的角度，以抽离的视角看待时代变化。那种超然固然也有美好之处，但是越来越无法满足他对自我的追问：自己到底相信什么？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需要更多的实践去检验，然后去修正。

（2000年前后的许知远 受访者供图）

2005年，许知远及一道媒体同仁，创办了“单向街图书馆”，名字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著作‌《单向街》，旨在“通过书籍、沙龙、媒体等形式构建一个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场域”，这是如今单向空间的前身。

2016年，单向空间与视频平台联合出品了访谈节目《十三邀》。许知远作为主持人，对话了诸如李安、白先勇、蔡澜、罗振宇等各行业翘楚，许知远也由此从读者圈走入大众视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人物”。

此后，《十三邀》持续了八季。节目的变化轨迹清晰可见：早期更精英化，到后面，许知远感觉到“叫江湖人也好，说普通人也罢，那些有着独特生命体验的人，他们可能身份不同，但他们所说的东西最打动我”。

这种转变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舆论环境的变化，“直接观念的碰撞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人们的表达越来越谨慎”；二是团队自身观念的变化，“我越来越想去了解生活的纹理到底是什么”。

许知远希望达到的，是经由《十三邀》形成一种中文世界里新的“共同文本”。“我们那时候读商务印书馆、三联的书，或者读南方周末，它们就属于我们那代人的共同文本”。随着时间与技术的改变，那代人的“共同文本”已然消散。许知远想要尝试的，就是以对话“找到彼此连接、启发的方式”，从而形成新的“共同文本”。

这种文本的珍贵性在于时间。“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就是非常相信人的独特经验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经验，真正最独特的个人经验就是最重要的时代经验，而经验又是铺向未来的阶梯。”

无论创办单向空间、做节目，还是做各种事情，成为大众心目中的“网红”，在许知远看来都属于“实践的一部分”。“我越来越意识到，25年前的那种启蒙年代过去了，大家对一个来自另一方的观念与思想没有兴趣了……如果你想继续保持对时代的呼应、坚持某种理念，就必须让自己相信的东西跟现在具体的生活、大众具体的忧虑产生某种关联，这种连接并不是一种庸俗化或者堕落，而是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重新检验，因为哪怕自己坚信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

异变与盲动

与此同时，“时间也会带来异变，你不能说一切变化都是好的”。

坐在办公桌后的许知远，即使身兼老板、网红、作家等数重身份，举手投足间仍有着未被完全社会化的青年人的神态。以社会的角度看，许知远无疑是精英里的成功人士，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弄潮儿”。但大众对许知远的印象，还是他“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这样的形象既给他带来了许多嘲讽的声音，同时也收获了“真性情”的赞扬。

面对争议，许知远认为自己所呼应的“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件事没有变”。在他看来，人文主义的传统并未被娱乐化、技术迭代或“物质的狂欢”所湮没，反而在如今越来越凸显了出来。

这也源于近些年，人们面对时代转折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无所适从”。当许多坚固的事物烟消云散，人们必然去寻求脚下新的立足点。

许知远也经历了时代变化给他带来的困惑。2000年初，初入职场的许知远置身的是媒体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他内心的标杆是《金融时报》《纽约时报》，但是现在，类似那样的标杆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路线图的时代”。

如何应对变化？从前，许知远对未经历深思熟虑的“盲动”充满怀疑，但是现在他对此有了新的理解。“当你在一种非常无可奈何、前途不清的情况下，盲动有时候是一件好事，可以激发你的活力。”

（2000年前后的许知远 受访者供图）

盲动当然会带来危险，但也能对抗僵化。“这是我们的教育中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总认为存在某种正确的道路，或者某种确信的真理，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发现这个真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道路或真理是不存在的，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出来的。”

在这种普遍的“无所适从”中，许知远对历史上的“康梁一代”产生了共情与理解。2015年前后，许知远开始动笔写作梁启超传记。对于一个习惯了追逐热点、快速反应的媒体人而言，这是一个近乎“反本能”的决定。他将此归结为一场“自我训练”，旨在对抗职业带来的“失焦症”。

“我们做媒体出身的人特别容易对不同的事物发生兴趣，”他坦言，“但你会觉得自己容易陷入某种浅薄短暂的新鲜感中，其实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深入。”写梁启超，是他强迫自己“深入一件事情”。

然而，深入并非一路坦途。他经历了“非常多的厌倦”，时常写不下去。尤其是写到第三卷，涉及梁启超与《民报》关于民族主义、国体与变革路径的论战时，他感到了极大的烦躁。“大量的争辩都是很重复的”，且必须嵌入1905年—1907年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清廷的摇摆、东京流亡群体的内部分化。他发现，晚清的话语系统处于文言与白话之间，新名词被大量使用却又含义模糊，“很像我们做媒体记者的时候，就用了很多大词，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但是用得却很流畅”。这种隔空对话的熟悉感，既让许知远警惕，也促使他更耐心地去辨析话语背后的历史肌理与个人恩怨。

他找到的应对方法是化整为零。将几十万字的巨著拆解成一个个两三千字的片段来写。“我就写这一个小片段……把这个片段写完之后，我脑中这一块就被清空了，就有空间来运转别的内容。”这种“媒体训练带来的”技巧，帮助许知远在浩瀚史料与复杂思绪中，一步步廓清前路。

更内在的动力，则源于深度本身带来的“新鲜感”。在一次媒体的采访中，许知远称自己有“嗜新症”，他将对新鲜感的追求分为“宽度”与“深度”——过去媒体生涯是在平面上拓展宽度，而写作梁启超则是向时间纵深处挖掘。“宽的新鲜和深的新鲜，它们有很相似的面向……过去我们总崇拜深度，但是当你对很多事物都有了理解，宽度自然就汇聚成了一条纵深很深的线。”

在追踪一个人物及其时代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无穷的层次的叠加与变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发现与冒险的过程。因此，他笔下的梁启超，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改革偶像”，而是一个充满“弹性与韧性”，甚至不乏“脆弱”与“摇摆”的鲜活个体。这种对复杂人性的体认，既来自史料，也源于他自身对“观念”看法的演变。

“奇怪的自由”

许知远对时代变迁的体察是敏锐而冷峻的。他观察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

“在康梁那个时代，他们运用新技术推动改革是因为读书人是时代的中心，士大夫群体是一个时代的领导力量。”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已经非常边缘化，影响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商业巨头、技术寡头或流行文化制造者那里。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许知远用“游击队”的隐喻来描述当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我们可能要面对未来许多高度垄断的力量，包括对技术与资源的垄断。”与之相对的，则是“非常碎片化的”个体或小团体，如同分散的“游击队”，来面对“巨大的、不可控的力量”。这解释了自媒体蓬勃发展与价值观混乱并存的现象：“这些更碎片化的声音，其实很大程度是主流媒体的瓦解带来的……混乱和自由一定是同时到来。”

这种结构性变化，也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处境。许知远认为，当下的社会是“高度组织化与体制化的”，年轻人“可被操纵性也在增加”，更难以形成“独立人格”。他给出的建议是：在“主流之路变得越来越困难”时，索性去寻找“自己内心独特的感受”，创造“自己独特的经验”，并找到“意气相投的小团体”来稳固价值观。

“当我已经把能搞砸的都搞砸了，这反而给了我一种奇怪的自由。”他引用作家J.K.罗琳的话说，“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发现这‘奇怪的自由’是什么。”

年轻人需要更有耐心，因为整个“青春期”都被拉长了。过去20多岁就能爆发出来的创造力，现在也许要等待40岁以后。因此耐心就是一切。

年轻人也在逐渐形成对世界的新的看法。2020年，学者项飚的对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迅速成为了文化领域的爆款书，豆瓣评分8.3，有近15000条短评。“附近”“在地”等等概念也成为了年轻人口中的高频词。而这本书的出品方，正是单向空间旗下的文化品牌“单读”。

在许知远看来，这是新一代人对全球化浪潮的逆反。“我们这代人总想拥抱远方的东西，认为它能够帮我们摆脱当下的困境……下一代人就会逆反，他们会想，你谈了那么多遥远的经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钟摆式的代际逆反背后，是身份焦虑。“我们那一代人拥抱远方，是因为我想与当时的身份、与周围的人变得不一样。当一代人都去拥抱远方之后，新一代人就觉得你充满了遥远的经验，那些经验就更高级吗？伦敦、纽约就比长沙、昆明更重要吗？所以我也要变得跟你不同。”

但许知远认为世界主义与在地化并非相斥，而是并存。“一定是越全球化，我们才越能发现在地的魅力。就像我们去了远方才会回望故乡，这两条线永远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描述世界令人兴奋，亦心力交瘁。”

这是20多年前，许知远写在一篇专栏文章开头的话。那时，他25岁，是《经济观察报》的主笔，负责“全球视角”专栏。回顾这段经历，许知远称之为他的“formative years”（成长岁月）——这不仅因为“许知远”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更在于视野的扩展和写作的精进。作为一名年轻的媒体人，他去美国、英国访问各种学者、政治人物，“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崭新的世界”。

2004年，他将专栏文章集结成书，取名《昨日与明日》，致敬的是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那时恰逢中国融入世界，他的文章与编辑部共振，成为那一代读者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之一。

如今，即将50岁的许知远，仍然有着描述这个世界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驱使他不断制定新的写作计划。除了梁启超五卷本，他还想写李鸿章、林语堂、李叔同、郁达夫。“我手上的写作计划太多了，已经排到了七八十岁了。”

时间仍在累积，故事尚未结束。许知远知道，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答案，而是保持提问的能力，以及在高度受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做出某种思考和某种实践。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人文主义态度——不在真理中寻求庇护，而在持续的对话与行动中，为自己、也为时代，创造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