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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一个“混血儿”何以成长为西方文明符号

来源:经济观察报

媒体

2026-11-18 16:00:08

(原标题:希腊:一个“混血儿”何以成长为西方文明符号)

有寂 | 文

在电影《奥德赛》中,有这样一幕:当忒勒玛科斯至斯巴达打探其父奥德修斯的踪迹时,重回墨涅拉俄斯身边的海伦听见丈夫把特洛伊战争归因于那张“曾让一千艘船起航”的脸,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或者,是因为你哥哥的野心。”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海伦的下落以及特洛伊战争的真相,的确是希腊传说中有趣的谜题。

欧里庇得斯在《海伦》中说特洛伊城墙上的那个女人是云朵做成的幻影,而真正的海伦出现在埃及。这说法至少能追溯到西西里的诗人斯特西克洛斯,残卷被柏拉图记录在《斐德若》中。希罗多德也相信海伦滞留埃及,帕里斯独身一人返回特洛伊。同一时代,智者高尔吉亚在《海伦颂》中为她翻案,说“言辞是强大的主宰”。

某种意义上,希腊的形象就是这个海伦。所有人都知道希腊,知道索福克勒斯和亚里士多德,知道希波克拉底或亚历山大。但所有人或许都难以定义真正的希腊——因为从头到尾都不存在一种“唯一真实”的希腊。希腊就和海伦一样,是地理,也是文化;是民族,也是语言。不同的历史永远在讲述和争夺同一个希腊。罗德里克·比顿的《希腊3500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供了一部非常宝贵的通识:谁是希腊人,什么是希腊性,以及如何重新认识我们所言的“希腊”。

《希腊3500年》

[英]罗德里克·比顿 | 著

徐一彤 | 译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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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戏剧闪耀之前的十余个世纪,希腊地区最早的历史,已经从克里特岛上的宫殿开始。然而,和其他通史不同的是,比顿在第一章就将其放置在整个地中海的文明环境中进行比较,并强调了希腊最开始就是一个“混血儿”。彼时,埃及、赫梯、两河流域都有了非常成熟的文明,希腊本土反而是边缘世界,真正先进的只有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

接着,希腊本土的武士族群迈锡尼文明接管了逐渐崩溃的米诺斯文明,改造出线形文字B,再接着,迈锡尼也遭遇了系统性崩溃,“希腊语族群首次试图模仿近东地区更发达社会(或文明)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人口锐减,贸易萎缩,希腊世界重新退化成许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小型共同体。“黑暗时代”降临,甚至连早期文字也消失。好在,历史的吉光片羽演变成的故事被流传下来:忒休斯、弥诺陶洛斯、特洛伊。

在黑暗时代末期,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加入了元音,发明了希腊字母。于是,荷马出现了,故事及其背后的历史证据,变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尽管荷马的世界是一种经由文学拼装出来的世界,且我们今天所谓的希腊人从未以后世的标准名称“希腊人”(Hellenes)出现——“希腊”(Hellas)本是《伊利亚特》中色萨利地区的一个小地方,也是阿喀琉斯的家乡——但这个希腊语的新世界,已经开始通过文字重新占有那个逝去的英雄时代。

因此,我们普遍熟知的希腊开始兴起,实际发生在公元前八至六世纪。这一时期,希腊人学会了出海和殖民,并在黑海、意大利、西西里、北非、法国、西班牙的漫长海岸线上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不同,这些被称为“家外之家”的殖民点往往也成为作为公民共同体的“城邦”(polis):人们必须通过讨论、竞争和说服来解决问题,因此,政治哲学萌发了,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开始出现,文化、艺术和哲学开始孕育。这些希腊人散如满天星辰,却第一次开始意识到他们属于某种共同的世界。

接下来,便是希波战争:马拉松、温泉关、萨拉米斯海战。比顿认为,正是面对波斯这个巨大的“他者”,一个更明确的“希腊人”的身份才开始成形。便有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哲学、戏剧、医学、雕塑……我们今天脑内默认的那个“古希腊”,基本就是这100年的璀璨文明。

然而,自相残杀立刻开始: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近30年的鏖战后,雅典战败,斯巴达惨胜,科林斯、底比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一个北方邻国在腓力二世的聚合下日益强大,接着,他的儿子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横扫希腊,东渡达达尼尔海峡,抵达已知世界的尽头,至此,城邦政治作为希腊历史的主导形式结束了。

然而,正是在政治自主死亡的时候,“希腊文化”开始获得比任何一个城邦都更辽阔的生命。正如雅典失去霸权地位之后,反而成为了文化中心,吸引了整个希腊世界的人。亚历山大死后四分五裂的继业者王朝时期,也让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其版图。希腊终于从一个地理位置变成一种文化: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到帕米尔以西的巴克特里亚,只要你用希腊语、希腊制度或者接受希腊教育,你就成为了一个“希腊人”。

即使罗马帝国崛起,并在公元前146年摧毁科林斯,事实控制希腊,也依然如此。尽管希腊是罗马人征服的诸多族群之一,罗马人却愈发高调地模仿、继承希腊的文化风俗。正如比顿援引贺拉斯的名言:“被征服的希腊反过来征服了那粗暴的征服者。”希腊人失去了政治自主,却在文化上开始发力,让帝国东部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希腊语世界。

然而,伴随着皇帝卡拉卡拉颁发了一道扩大公民权的赦令,几乎所有说希腊语的自由民都在瞬间成为了罗马公民。至此,从希波战争起凝聚成的“希腊人”身份又迎来了重大改变:说希腊语的人开始以“罗马人”(Romaioi)的身份自居,并持续到十九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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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这本书的内容才刚刚一半。不难看出,比顿的思路跳出了启蒙以来主流希腊叙事的浪漫主义传统。他不再把希腊视作西方灯塔或者文明启蒙,而是更加关注语言、迁移以及身份的改写之中,希腊作为一种指向文明的符号,如何在不同的共同体中被改写、利用和重生。下半部分,在拜占庭、奥斯曼和现代希腊的战火中,比顿主要围绕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展开:当古希腊消失之后,希腊又如何存续?

当基督教走出犹太地区,信仰则成了巨大的变量,希腊语作为当时最“国际化”的传播媒介,成为了基督教的“轮子”。三个世纪后,基督教已经从被迫害的边缘变成国教。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重建古老的希腊殖民点拜占庭,命名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罗马”、希腊语和基督信仰成为了新的共同体中心。

公元626年,君士坦丁堡遭遇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波斯人围城,但最终奇迹般地获胜——而整个围城期间,守军都高举玛利亚的圣像在高墙上逡巡。比顿将其与一千多年前的希波战争对比,并敏锐地指出:正如希波战争第一次带来了“作为希腊人的团结意识”“君士坦丁堡之战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他们空前团结起来,拥抱作为基督徒的新身份”。

于是,在空间和语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解释世界的框架完成了悄然更替。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人在帕特农神庙向雅典娜献祭,公元1018年,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二世在帕特农神庙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庆祝自己的凯旋。像曾经的雅典一样,拜占庭开始崛起,君士坦丁堡成为“世界渴望之城”。

但共同体仍然摇摇欲坠,这一次,危机是基督教会的东西大分裂。宗教差异逐渐转化为“拉丁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文化仇恨。因此,当拜占庭面对塞尔柱的威胁,向西方发起救援之际,西欧的回应是:发起一场史诗级的宗教战争。于是,1204年,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君士坦丁堡被西方基督徒洗劫一空,而之后的600多年,希腊语的罗马世界则走向不可逆的衰落。

这时的希腊世界再次分裂成特拉布宗、伊庇鲁斯、尼西亚等不同的碎片,被意大利城邦、巴尔干诸国和突厥势力包围,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然而,当罗马帝国垂死之际,一种新的共同体想象被提出。十五世纪初,一个叫普勒托的人在斯巴达边上的米斯特拉斯提出:“我们是古希腊后裔,无论语言还是文教传统都可为见证。”和柏拉图时代的伊索克拉底不同,普勒托认为,“血缘(genos)”是超越“语言”和“教育”的第一标准。

于是,第一次,有人站在一种类似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严肃对待了“希腊人”的身份。尽管普勒托的思想似乎无人问津,且他的遗作还因为倡导回归古希腊的多神崇拜而被东正教牧首当众焚毁,这一时期的希腊世界仍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变化,比顿将其称为“有希望的怪物”,这本是演化生物学里的概念,此处被作者用来形容1204年后希腊语世界中不断出现却未必最终定型的政治与文化共同体。

比顿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殖民地:克里特岛。威尼斯人从十三世纪起在此统治后,逐渐希腊化;同时,当地的希腊语方言也融入了大量的意大利词汇。甚至,十六世纪起,克里特岛还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戏剧、绘画等艺术迎来爆发,著名的宗教画家埃尔·格列柯从这里走出。

历史再度重演:没有了国家之后,希腊人再次遍布东西两个世界。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除了带回金钱、信息,还接触到了启蒙主义、法国大革命、民族,以及欧洲对于古典希腊的狂热:1764年,一个叫温克尔曼的人出版了《古代艺术史》,在这本极具影响力的书里,他激情澎湃地宣称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且古希腊卓越的文明又源自当地完美的气候——尽管他从未去过希腊;1812年,拜伦出版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这部思考古代文明能否重生的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功,复兴希腊的想法传遍了英国、欧洲乃至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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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一群说希腊语的人开始革命。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祖辈都以“罗马人”自称,但在议会上,这群人对集体身份进行了非常激进和彻底的重塑。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远古遗址边,选用了“希腊”(Hellas),这个《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的故乡作为国名,并自称“希腊人”(Hellenes)。1830—1834年,在列强的庇护下,希腊建国,定都雅典。当时的雅典不过是一座只有一万人口的破败小城,卫城早已荒废,但在任何一个“受过古典学熏陶的外国人眼里”,它都必须是希腊的首都。

然而,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在人们想象中的古代希腊的阴影之下,似乎显得不那么“强大”。一方面,爱琴海地区的政治势力和地缘价值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于一个现代希腊共同体而言也成为了双刃剑:希腊一直试图实现“伟大理想”,将安纳托利亚及其大量的希腊语人口纳入国家。但一战之后,土耳其民族主义军队反攻,130万东正教徒被迫离开。这个自青铜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希腊语世界几乎在几年内消失,也为日后塞浦路斯的南北分裂埋下伏笔。再一次,大量希腊人移民全球,足迹遍布欧洲、美洲。

尽管随着亲近西方与冷战的终结,希腊整体而言欣欣向荣,但这个终于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似乎始终不能完全装下“希腊”。1991年,随着南斯拉夫开始解体,“马其顿共和国”引发了群情激奋:因为马其顿被所有希腊人视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此刻竟然有独立国家用它作为名字,用腓力二世墓的图案做国旗,首都还开始出现亚历山大大帝的雕像。

尽管现代巴尔干南部的族群确实和当年的马其顿王室相去甚远,且类似话题甚至早在德摩斯梯尼的雅典就被讨论过,这一争端仍然持续到2018年,这个邻国改名为“北马其顿”才算勉强平息。

除此之外,现代希腊也是麻烦不断。2004年,奥林匹克在阔别一个多世纪后重返雅典;几年后,债务危机爆发,当年的奥运场馆很快杂草丛生。国际救助、街头动乱、政党如走马灯般一届届倒台。但好在,国家制度最终没有崩溃,那些散布世界各地的希腊商业与财富,也以基金会和捐赠的形式在一点点回流。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但仍然在随着时间前进。

因此某种意义上,持续了千百年的希腊化进程从未彻底结束。且像比顿说的,对如今出现在希腊海岸线上的大量难民,“希腊具有一种超出逃难中转站的意义”。希腊早已成为一种超越地理、融合身份的象征。尽管旧的风暴尚未止息,新的风暴仍旧酝酿,但就像三千年前迈锡尼人跨过岛屿和海洋寻找机会一样,希腊永在生成。如结语中比顿转引库尔德诗人希瓦·帕纳希所言:“我等游荡者,我等赤足者,我等无国度可依者。”总能看见爱琴海,这一《荷马史诗》中的“酒红色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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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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