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能爱、敢爱的人不多了” | 对话新锐

青年作者中，周宏翔是少有的以长篇小说见长的作家。继2024年出版《当燃》后，今年他又推出了新作《喜乐会》。与前作一样，新作依然立足山城，在地域与市井中呈现最当下的叙事。

女性角色是周宏翔小说里的重点，她们往往经历了难以言说的伤痛，最终以一种顽强的力量走出过往，战胜困境，也战胜那个被困住的自己。在《喜乐会》中，女性力量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两代女性，共同纠缠在命运的考验里。

《喜乐会》

周宏翔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年8月

从少年时出版第一本长篇到现在，周宏翔的观察慢慢从个人情绪，延伸到人与时代的相处，这让他的小说愈加开阔，也越来越得到来自读者和市场的好评。这次，借着新书出版的机会，我们与他聊了聊。

“真正的悲伤是非常私密的，无法被度量的”

经济观察报：你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过一句话：“我一直在思考悲伤的时长到底该是多少。当亲人离去，到底多久，一个人才有资格往前走？”这个问题是否就是《喜乐会》最初的种子？它是在某个具体的时刻击中你的，还是慢慢沉淀出来的？

周宏翔：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今社会，细小而琐碎的烦恼总是被不厌其烦地表达，在各个渠道可以通过自我叙事不断放大，一丁点的脆弱好像能引起无数共鸣，使得人人都很焦虑紧张，但实际上，真正的悲痛反而难以言表，甚至那种悲伤是让旁人没有办法去接近的，连安慰的字词都显得很寡淡。

所以其实真正的悲伤是非常私密的，个人化的，无法被度量的，反而不是那种几个字、几句引起共鸣的话可以表达的。相反，真正的悲伤其实无法被太多人共鸣，取决于当事人自己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这段悲伤，没有绝对的时长。这是我前些年身边的朋友遇到重挫时，我所思考的。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喜乐会》诞生的种子，但确实是在创作《喜乐会》时不断涌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问题。我写作喜欢带着问题，虽然很多时候并非要解决它。

经济观察报：书名“喜乐会”和你写的丧偶、失独、高龄生育的沉重议题之间，存在一种反差。你当时是怎么决定用这个书名的？

周宏翔：最开始的时候，这部小说不叫《喜乐会》，而是叫《喜事喧哗》。说实话，有点土，当时也只是一个暂定名，但很明确就是要写“喜事”，小说的开场最初是从婆媳那场对话开始的，一个想再结婚，一个想再生育，站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看，这两件事肯定都是喜事，我甚至也希望能够在小说中帮助她们去完成各自的“喜事”，然后用“喜事”去冲淡她们原本的悲伤，进而面对奔赴喜事路上的一地鸡毛，这确实是最初的想法。

但随着人物的塑形，情节的深入，原本那点微薄的愿望被打破了，我意识到她们共同面对的死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甚至不是简单的喜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她们悲伤的痕迹，其中的执念和情感滞留要比我想象中复杂得多，所以“喜”和“乐”就变成了我对故事中人物的一种愿景。

故事写到中后段，基本是我在跟着故事里的她们走了，我知道她们都没有过得很开心，甚至很辛苦，但我希望她们不要那么辛苦，所以《喜乐会》反倒是我对故事中的人物的一种愿望。

经济观察报：小说以一桩离奇命案开篇，用悬疑叙事牵引全文，但悬疑并非核心，只是撕开家庭隐秘伤口的切口。你融合悬疑、市井、伦理困境的复合结构，是为了适配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为了更深刻地呈现你所要表达的主题？

周宏翔：我是一个长期写作长篇小说的人，所以我很清楚，一本小说首先要吸引的不是读者，而是自己，要让创作者本身有欲望去创作这个故事，就必须要有让创作者自己产生兴趣的入口。

我十来岁读张爱玲的《半生缘》，其实读出的是一种间谍小说的意味，后来我才知道张爱玲酷爱约翰·勒卡雷，我也就此成了勒卡雷的忠实读者，在勒卡雷被归为间谍小说的作品里，我读到的是非常复杂的人性和世界观，这个远远超出了间谍小说本身的范畴，就像我在读《半生缘》的时候也不觉得那是一本言情小说。

后来，很多被归类为某种类别的小说，比如特德·姜、钱德勒的小说，其实真正阅读之后，我都很难定义他们的类别，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口子进入到文本中。所以我反而不太喜欢简单粗暴地将某种“吸引方式”用一个特定的名词去概括，它可能是悬疑感，异质化，或者某种强烈氛围，我觉得文本的入口本身就是很复杂的。

所以当我自己创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开篇要怎么把我自己拉进小说的世界里，如果我一直徘徊在门外，那这个小说大概是失败的，它和表达主题不一定有关系，但它可能是我很重要的叙事动力，也是阐述故事的一种技巧。

“小说是不解决生活问题的，小说是提出并展现问题的”

经济观察报：作为男性作家，书写女性角色很容易“露怯”。你写女性人物时，有没有什么方法或秉持的理念？你如何共情并细腻刻画中年女性的创伤，避免男性视角的刻板偏差？

周宏翔：“露怯”是必然的，生理隔阂不可能让我完全熟知女性，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去性别化的创作，或许人物有自己的生理性别，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她们本身“人”的那部分写出来，让她们尽可能贴合女性的意识，或许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可能被诟病，但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生命经验里认识到的那部分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法把这种认识展现出来，就很好了。

对我而言，我在创作时，首先是对女性有种极强的敬畏心，当然这种敬畏心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生活中就是这样的态度。至于创伤，其实它并不存在性别偏差，这种创伤来源于人本身，只是女性和男性对于创伤的处理不同，这就完全取决于生活经验，我见过自己母亲经历至亲离世的时刻，也见过女性长辈在悲痛中如何自救和重新起身，那些给我心灵震撼的感受一直刻在心里。

经济观察报：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叙事里最容易被标签化的关系之一。新作中，你写黄梓彤和叶永珍挣脱世俗婆媳的对立叙事，缔结超越血缘的深厚情谊。在实际写作中，你如何避免让这种情谊变成另一种理想化的“成人童话”？

周宏翔：说起“童话”这个事，我甚至认为“童话”很可能反而是我们人最早的生活，我们从小听到的那些故事，离我们远去的上古的传说，其中有很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比如替父从军、卧冰求鲤，说到这些故事，我相信说给现在的人听，都会觉得是童话故事。

我们不说当时的社会制度或者三纲五常，就是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就出现了个例的故事，但细细深究其中原委，我们可能都忽视了，某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能原本就是超出常规，不在框架之内的。

放置在现在这个社会，可能很多真心诚意，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谊都很容易被当作是一种“假”了，因为大家对感情有一种天然的漠视，一种自然而然的不信任，但我是相信感情的，我也始终对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抱有乐观的倾向，我不认为所有的交往都是利益交换，我相信人的善良，这种善良不是童话，当然很容易被计较得失的人看作是童话。

经济观察报：作家乔叶评价这部小说“表达了爱的复杂性、爱的多元性、爱的宽阔，也写出爱的无力感，以及爱的能力是否还在”。在你看来，“爱的能力是否还在”这个问题，在黄梓彤和叶永珍身上分别得到了怎样的回答？

周宏翔：我很欣赏的，就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没有失去爱人能力的人，她们几乎还抱着一腔热血想要去爱，这个爱不是指爱情，而是一种对自我认可的关系无条件投入的情感。黄梓彤再婚之路非常坎坷，但是她对现任的女儿是认真关心的，甚至对反复刁难她的现任的前妻也没有恨，不是她完全高洁到不恨，而是她觉得没必要。

另一方面，叶永珍反复说服身边的人想要一个孩子，也是出于爱，就是她根本不怕自己上了岁数精力不够，她只想找到新的爱的投射对象，好好用心地爱他，培养他，呵护他，找回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换言之，她们俩其实都是勇敢的，在今天，能爱、敢爱的人不多了，所以我欣赏她们。

经济观察报：小说中两位核心女性人物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重启方式。你没有评判两种选择的对错，而是呈现各自的困境与挣扎，你想借此传递怎样的女性生存观与生命价值观？

周宏翔：我从来不会评价自己笔下人物的选择，甚至我会完全期待他们的选择，所以在作为旁观者又是创作者的我，更多时候，是想听到文中其他人对他们选择的看法。因为我的创作观一直是：小说是不解决生活问题的，小说是提出并展现问题的；真正的解决还是回到生活本身——所谓的“解决”，其实就是每个人各自独特的经历，那就是他们的解决。

所以在这本小说里，我只是想把她们的问题和困惑展现出来，以及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会遇到什么，遭遇什么，以及会想到什么，要真说传达什么价值观，我都觉得过于宏大了，我认为最想表现的，就是人在自我寻找出路时的那点窘迫，就是那点窘迫，才对得上“人”的味儿。

经济观察报：你透露，书中叶敏这一人物并非前期设定，而是在写作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也是最治愈你的角色。在创作推进中，这个人物如何突破你的预设，甚至反向带动整部小说的叙事走向与精神内核？

周宏翔：写了这么多小说之后，我越来越期待有意料之外的人物出现，这会让我很兴奋，就像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新人一样，总会使得人想去探索。叶敏就是这样的人物，她的出场是让我好奇的，我好奇她背后有什么故事、有什么经历。

这样说来，可能很多人会困惑，我自己写的人物我不知道她的故事吗，我其实还真不知道，因为我经常是跟着剧情让人物自己生发和成长的，但我太想知道叶敏背后的秘密了，所以在写的时候，也就像侦探一样一直在寻找线索。但我和文中的人物是反向的，等于我是一边寻找线索又一边要给故事中的人物提供线索的那个人，这就有了意思。

当我开始意识到叶敏背后的那个秘密可能牵动到整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倒吸了一口凉气，那口凉气就让我觉得，这个故事对了，我需要的就是那个东西。后来叶敏就彻底失控了，我掌控不了她，是她迫不及待要告诉我她的故事，我只能听，这是和人物形成了强对话，一本小说特别需要的时刻，其实是叶敏告诉了我这本小说应该写什么，我初以为是喜乐之事，但其实是人间之苦。

“一直没变的，是那股劲儿”

经济观察报：重庆是你的文学根据地，从《当燃》到《喜乐会》，山城一直在你的文本里。但《喜乐会》引入了一个新的地理坐标大连，一山一海互为镜像的设定，是你想要丰富山城叙事的尝试吗？

周宏翔：我只是不希望自己局限在一个舒适区里，我希望我笔下的故事是有空间的异样的，因为我一直也不是很认可“南方写作”或者“地域写作”这个说法，我认为这种划分会让叙事变得越来越窄，我还是希望我笔下的世界是宽广的，甚至是无疆的。

经济观察报：川渝方言在《喜乐会》里大量出现，你在《当燃》里也用重庆话写作。但方言写作有一个风险，非川渝读者可能被挡在外面。你在写作时如何平衡？

周宏翔：虽然使用方言，但我同样做了变形，我的方言更多是保留了地方语言的韵律、断句和腔调，更多的，其实还是遵循共同的语言方式，当然表现地方性的话语，主要是一些特定用语，更多的能和普通话混用的词句，我都会做调整，我希望本地人阅读能亲切，但外地人读也能觉得猎奇有趣。

经济观察报：你19岁出版长篇处女作，被出版社挖掘时还是高中生。如今回看那个少年时代的写作，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是一直没变的？

周宏翔：我最早就是写青春小说的，那时候我自己也青春（笑），所以能见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源于校园的那种很少年气很简单的东西，随后开始写职场小说就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是对于“人”的把握，肯定更丰富也更复杂了，这几年的作品里，又有了很明显的变动，不仅是“人”的层面，还有“人”和时代的层面。要说一直没变的，其实是那股劲儿，就是我自己在写作这件事上的那股劲儿，从一而终没有变过。

经济观察报：总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已不适合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很难再有裕富精力沉浸在一部小说中。而你的创作基本以长篇为主，你觉得写作以及阅读长篇小说的乐趣在哪里？

周宏翔：在于沉浸吧，我是一个喜欢沉浸的人，除开长篇小说的创作和阅读，现在还能找到特别沉浸的事情已经不容易了，大家都太容易被手机打断注意力，手机几乎控制了我们的精神，我想读长篇是一种对抗，既是对这种科技束缚人类的对抗，也是和时间的对抗，因为你总能在长篇中读到更多倍数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你的小说都售出了影视版权，你觉得影视化对你的小说创作是否有影响？比如选题、结构、语言等，你在写作之初会考虑到影视化的问题吗？

周宏翔：对我来讲，2016年从做编剧转到写小说的时候，我受剧本影响很大，那段时间创作的作品会不自觉让我想到剧本创作的逻辑，当然这几年我已经渐渐在平衡戏剧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

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完全受戏剧影响长大的人，从小就对各种戏剧感兴趣，其实看的比读的多，加上早年我本来就想去画漫画做游戏，我就是特别喜欢大众娱乐的一个人，但是我知道好的小说，或者说文学性强的小说，其实恰恰是要背离这些东西的，但我骨子里肯定是无法做到完全背离的，因为我就是喜欢戏剧，所以我只能做到平衡，这或许也是我的一个风格。

但我写小说之前，不太会考虑影视化这件事，文本最终呈现还是我骨子里对故事讲述的方式的认知产生的，当然小说能够影视化，我肯定是乐意的，它的受众自然是比原本阅读的群体要大得多的，但这几年的小说，特别是从202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之后，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想要抛弃掉戏剧的一部分东西，转向更纯粹的小说创作，这些后续的尝试可能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被大家看到，包括我接下来的新长篇，可能也和过去有比较大的不同。

“人内心的情感浓度，AI很难做到”

经济观察报：在AI能写出流畅小说的今天，你认为人的写作不可被替代的部分具体是什么？《喜乐会》里有没有哪个段落，是你觉得AI绝对写不出来的？你以后会尝试使用AI写作吗？

周宏翔：我觉得AI不能取代的，恰恰是情感的部分，形式，句式，语法，都可能被模仿，但源自于人内心的情感浓度，AI确实很难做到，我们可以说AI写一篇小说很精彩，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谁说AI写了一篇小说让我很感动，很想哭，或者说写了一篇小说让他觉得有人味，目前是没有的，接下来有没有我不知道。

《喜乐会》里叶敏遭受巨大痛苦去赴宴的那场戏，源自我自己经历的一部分感受，那是我觉得非常难写但也是印象极深的一段，我相信AI是写不出来的，因为它根本不知道我曾经历过比那更难受的故事。我一直不用AI干预我任何的创作，我会觉得很无耻，因为我不希望我作为人的那点乐趣也被机器掠夺，我觉得AI很多时候挺无耻的。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青年作家书写时代、介入现实的最大优势与困境分别是什么？

周宏翔：优势显而易见就是年轻，年轻有精力，有时间，但同时也是劣势，就是库存不足，经历有限。但比较好的一点是，时代发展很快，年轻人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观察的眼光也可以一直更新，这一点是青年作家的优势，也是能力，但如何把这种观察和真正的情感浓度完全融合，是需要一点力气的。

经济观察报：当下许多读者对国内原创文学颇有微词，无论从作品质量、影响力的角度，还是近期的“鉴抄”风波，原创文学的口碑和市场都受到了挑战。作为青年创作者，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宏翔：和谈及AI创作一样，写作是原原本本的一场造物游戏，自己作为创作者的那点乐趣不应该被掠夺，也不应该被别的东西干预，我觉得青年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时而笨拙一些也无所谓，能力有限也可以坦然承认，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硬东西，创作最终拼的也就是那点硬东西。

经济观察报：最后，给经观的读者推荐一本你近期觉得不错的书吧！

周宏翔：最近在读越南作家阮清越的《同情者》，这也是第100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讲的是越战中后期的故事，故事中的男主也是一个“双面间谍”，故事很深刻也很有意义，人物很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