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视野】赵建：出口“绑架”了经济？

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我们过去常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今天我们可能面临着另一个尴尬的形势：经济开始过度依赖出口了。

过去一年，最刺眼的经济图景莫过于此。一边，房地产深度探底、地方债务持续压降，内需疲弱、物价低位徘徊，微观主体普遍感到“寒气”；另一边，中国制造却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储能、机器人、低空经济、船舶海工等“新新三样”又接续出海，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连年刷新历史。外循环越是亮眼，内循环越是失重。这就不由得让人追问：出口，是不是正在“绑架”中国经济？

我的判断是，不是出口绑架了经济，而是我们在旧范式退潮、新范式尚未站稳的真空期，被地产和地方债去杠杆“抽掉”的内需，只能靠出口来对冲。问题不在出口太强，而在内需太弱；不在中国制造太有竞争力，而在竞争优势被国内要素的过度压缩所“补贴”。再平衡，已经刻不容缓。

一、范式裂变：两张资产负债表的更替

要理解今天的失衡，必须先看增长范式的底层切换。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本质上依靠一张“土地—债务”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地方政府以土地为锚，以融资平台为通道，把未来数十年的城镇化收益提前贴现，撬动基建、地产和重工业产能；居民部门则以按揭的方式，把三十年收入一次性押注给房产。这张表成就了高速增长，也沉淀了天量债务、空置库存和资源错配。它走到尽头，不是周期性下行，而是范式性衰竭。

新范式的方向，是换上另一张“科技—权益”的资产负债表。以新产业为利润来源，以权益资产为财富载体，以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增长引擎。这是正确的、必须完成的历史转型。

然而换表的过程从来不是无痛的。旧表收缩是立竿见影的——地产销售、土地出让、城投链条同步失速；新表扩张却是缓慢、曲折且高风险的——技术要爬坡，资本要耐心，产权要稳定，预期要修复。

麻烦在于，新范式所需要的“耐心资本”和“稳定预期”，恰恰被旧范式出清的方式所破坏。当地方债务压降与地产去金融化同步进行，财政与信用脉冲快速回落，最先被压缩的不是过剩产能，而是居民收入、企业订单和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这就形成一个悖论：我们在打造一张面向未来的新表，却在用摧毁当下需求的方式为它腾挪空间。

二、内需被抽掉之后，出口成了“唯一解”

2020年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本意，是以内循环为主、摆脱对外循环特别是出口的过度依赖。

但过去几年的事实走向了反面，地产和地方债的深度调整与去杠杆，恰恰压垮了内需的主引擎。财富效应缩水，地方“三保”吃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回落，青年就业承压，居民部门从“加杠杆买房”转向“提前还贷、防御性储蓄”。消费不是不想起来，而是资产负债表在收缩，谁敢扩张？

于是，中国经济被推向一种极端的内卷：人、财、物各项要素的成本被压缩到极致，工程师红利、产业链完整度、基础设施效率和吃苦耐劳的供给能力，被转化为无可匹敌的“价格—性能”优势。内需接不住的产能，只能涌向海外。

结果是戏剧性的——我们越是去杠杆、越是压缩内需，出口反而越是凶猛；中国制造越是在全球攻城略地，国内就越发依赖这唯一的增长支点。物美价廉，成了中国制造的荣耀，也成了中国要素的“血泪价”。

份额连年创纪录，当然值得自豪，但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当增长越来越依靠外部市场吸收内部过剩，意味着经济大循环的“血液循环”出现了单向依赖：生产在国内，利润在海外；投资在国内，市场在国外；风险在国内集中，收益却由全球分配。这与其说是高质量的开放，不如说是失衡的被迫输出。

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安全账必须重算

曾经最大的风险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如今的风险正在变成过度依赖出口。这是一种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

出口导向本无原罪，但当它成为内需塌方之后的“唯一解”，脆弱性就被系统性放大了：外部稍有风吹草动——地缘冲突、关税壁垒、全球经济周期下行、主要经济体需求退潮——中国经济就有失速甚至熄火的危险。鸡蛋几乎全部放在外部那只篮子里，而这只篮子，恰恰是别人提着的。

更要警惕的是外溢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外贸份额的不断攀升，不可能不引发国际关系的紧张。当中国制造的价格性能比打穿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本土产业，全球范围内必然出现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弹与围堵：加税、设限、“去风险”、友岸外包，乃至把供应链安全泛化为地缘政治工具。出口越成功，摩擦越密集；顺差越大，围堵越紧。这不是谁的心态问题，而是大国份额逼近临界点后的结构性反应。把经济安全押注在持续扩张的外部吸收能力上，本质上是在用战术上的辉煌，掩盖战略上的被动。

中国经济要安全，循环必须重新打通。内循环不是关起门来，而是让内需具备足够的深度与韧性，使外循环成为锦上添花的增量，而非雪中送炭的救命索。当前外强内弱的格局，恰恰说明循环在关键环节上“血栓”了。

四、再平衡：把被压抑的内需解放出来

破解“出口绑架”，不是压制出口，而是做大内需，让三驾马车重新校准。出路不在产业政策的单兵突进，而在宏观政策、制度改革与社会预期的协同发力。

第一，宏观政策必须加大力度、打破“挤牙膏”式刺激。财政要从重投资、重基建、重项目的旧套路，转向真金白银地直达居民和民生；货币要在价格与数量上协同宽松，切实压低实际利率、修复资产负债表。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有支撑，问题在有效需求不足，政策就不应被赤字率的心理红线自我束缚。

第二，放松管制与制度压抑，释放社会活力。许多领域不缺需求，缺的是准入；不缺创新，缺的是确定的规则。以民生为抓手，落实“投资于人”——教育、医疗、养老、育儿、住房保障，既是消费，更是人力资本。把公共支出从“物”转向“人”，短期稳增长，长期提潜能。

第三，构建宽松、可信的营商与产权环境。民营企业家最怕的不是竞争，而是不确定性；最需要的不只是贷款，而是财产权与身家安全的确定性承诺。保护产权、保障人身自由、稳定政策预期、减少随意性执法，是让民间投资从“避险”回到“扩张”的前提。新范式的资产负债表，必须以可预期的法治为底座。

第四，稳住房地产，激活权益市场。地产不能重回老路，但必须止跌回稳，因为它连接着居民财富的六成；股市不仅是融资场所，更是财富效应与信心的放大器。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让海内外资金愿意长期持有中国权益，新范式才有“权益之表”可立。房稳、股活、汇强，内需才有底气，出口依赖才能真正下降。

出口没有绑架经济，它只是在我们尚未修复内需时，被迫扛起了不该由它独扛的重量。真正的危险，是把被动当主动，把失衡当优势。范式更替的方向没有错，但若更替的代价长期由需求端默默消化，新表也会在旧表的废墟上营养不良。是时候把战略重心从“把货卖出去”，转向“把人安顿好、把预期稳住、把内需做大”了。中国制造值得更体面的价格，中国经济值得更从容的循环。唯有内需挺起来，出口才能从“救命索”回归为“增长翼”，高质量发展才不会沦为一句被外部周期随时打断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