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图灵奖得主最新发声！

【导读】对话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什么样的教育能培养出顶尖人才？

中国基金报记者 吴娟娟

7月23日晚，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菲尔兹奖名单随之公布：四位菲尔兹奖得主中，两人来自中国——邓煜与王虹。生于桂林的王虹现年35岁，是这一素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九十年来第三位女性得主。中国数学家站在数学殿堂的最高处，一举摘得两枚奖牌，创造了历史。消息传出，互联网为之沸腾。

喧嚣过后，一个问题埋进无数人的心中：究竟怎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这样顶尖的研究者？

对于这个问题，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Hopcroft）大概是最有资格作答的人之一。作为1986年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不仅是计算机科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者——他执教60余年，指导过的三十余位博士生中，两位问鼎图灵奖。他门下还走出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大学校长与系主任等。

如今，他大半时间旅居中国，致力于推动本科教育改革。因在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合作领域的长期投入，他于2016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2024年获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日前，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海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回答在AI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以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发掘、培养顶尖人才等问题。

以下是霍普克罗夫特谈到的几个核心观点：

菲尔兹奖得主往往是从事最前沿、尚无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而正是这类研究激励年轻人投身科学；

好奇心比任何能力都重要；

部分图灵奖得主的博士论文相当单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日后做出了不起的成就；

一所大学提升科研排名，并不意味着它的教育质量或人才培养水平会随之提高；

评价一位教师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在乎学生的成功；

未来，决定国与国竞争实力的，不是黄金或石油，而是人才。

一、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激励年轻科研工作者

中国基金报：两位中国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引起广泛关注，你怎么看？

霍普克罗夫特：首先，这次中国的两位得主，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女性与男性必须获得同等机会，否则我们将浪费一半的人才。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为女性铺路——如果一位女性根本无缘登上顶尖职位，她又何必投身科学？

菲尔兹奖得主做的是最前沿、眼下尚无实际应用的基础研究，但正是这样的研究激励年轻人投身科学。

此外，他们都曾在中国接受本科教育，之后才走向别处。

二、好奇心比所有能力都重要

谈及如何选拔、培养顶尖人才，霍普克罗夫特给出的答案几乎条条都与直觉相悖。

中国基金报：一所好的大学，招老师、研究者时，应该看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大学招的是一个要在岗位上耕耘三四十年的人，我们希望他能随着这个领域一同成长——三十年后，他不该还在讲今天教的这些内容。所以，研究者当下研究成果的质量，并不重要，真正要紧的是好奇心。一个有好奇心的人，领域一旦变化，自会主动去琢磨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中国基金报：大学该为这样的人做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大学该做的，是减轻教师的负担。在我主持的中心，教师每学期只教一门课，而且我尽量让他们有一半时间完全自由，去探索任何感兴趣的东西，不必非要有什么用处。这样做的道理很简单：他们能实实在在地提升教学质量——一个人若沉浸在让自己兴奋的事情里，站上讲台时自然更有激情，与学生的互动也会更好。

如果中国多数教师都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十年至十五年后，本土研究者便可开始摘取诺贝尔奖。道理并不复杂：教师若握着大笔经费、死盯某个特定问题，或许能在那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却未必拿得到诺贝尔奖；而大家循着自己的好奇心一路走去，说不定就会发现某样能创造数百万个岗位、改变整个国家的东西。

中国基金报：你接触过很多诺奖得主，他们有什么共同特点？

霍普克罗夫特：我问过很多诺奖得主，他们靠什么策略取得成就。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做了某个项目”。他们的做法是：一件事找上门来，先问自己一句——探索它，会让人兴奋吗？如果答案是会，他们就做下去；若这件事像一桩苦差事，就对找他的人说：“我太忙了，去找别人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成功的人恰恰不是在“工作”，他们只是在探索自己乐在其中的事。人生只有一次，不该浪费：先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职业生涯围绕自己喜欢的事展开。

中国基金报：你带博士生的方式很不一样。

霍普克罗夫特：现在读博士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学生通常都毕业得很快。我指导第一个博士时，问他想做什么课题，他说了一个选题，我觉得不太妙，但没有点破。

经过一次次交谈，我看着他把课题慢慢转向一个自己真正觉得兴奋、乐在其中的方向。他的博士论文说实话相当单薄。事实上，我带出的多数博士，毕业论文看起来都相当单薄——因为我几乎没让他们在博士阶段“做研究”，只是在他们读博约两年半之后，对他们说：“把你学到的东西写下来就好。”

我的第一位博士生此后十来年不断转换方向，最终做出了一项后来拿到图灵奖的工作。

我一共只带过三十多位博士生，其中两位拿了图灵奖：阿尔弗雷德·阿霍（Alfred Aho）2020年获奖，吉勒·布拉萨（Gilles Brassard）2025年获奖，两人又分别与长期合作者厄尔曼（Jeffrey Ullman）、贝内特（Charles Bennett）分享了这份荣誉。厄尔曼也是我多年的合作者，我们合著的算法教科书，如今各校计算机系都还在用。我几乎不曾要求学生在博士阶段“做研究”，但他们最终都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做出了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基金报：你招老师、挑学生看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海交大的计算中心招聘教师，我不看他研究成果的质量，也不看他在哪里发表论文。我会问他：“你为什么选了现在这个方向？”如果他说：“我导师在做，我就顺着往下做了一点。”这样的人我大概不会要。但如果他说：“我本科时就对这个着迷，读博士时又听说了那个，就动手做起来，后来又意识到……”——一个人谈起某样东西时眼里有光，说明他有好奇心，这才是我要找的人。

挑学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上海交大计算机专业每年招收约250名新生，我可以从中挑出20个人进我的班。怎么挑？安排人员和每位候选学生谈上15分钟。我的要求是：别看成绩。尽管他们几乎都是满分，但那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判断出他是不是真正对学习感兴趣。

中国基金报：的确，好奇心很难伪装。问题是，好奇心从哪里来的？

霍普克罗夫特：在中国，小学生早上8点到校，下午5点半放学，家长接回去吃完饭，不少人还要被送去补习班。孩子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背着沉重的书包，并没有余力去想：自己到底想做什么。在美国，小学早上9点上课，下午3点刚过就放学，中间留一小时写作业。老师都清楚：不能布置一小时做不完的作业——所以他们回到家基本不用做作业。在我小时候，父母告诉我：放学后做什么都可以，按时回来吃饭就行。于是，我每天都有两个半小时完全属于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这样过了整整12年，我才慢慢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那份不被安排、可以自由探索的时间，正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三、大学衡量教师应重点看“教”而不是“研”

前面所谈的，多是霍普克罗夫特在自己负责的中心里的做法。而“101计划”，则是将“把课教好”这件事，从一个中心推向全国的尝试。

2021年12月，教育部率先在计算机领域启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101计划”，围绕课程、教材、师资团队和实践项目四个方面展开，意在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筑基”。2023年4月，“101计划”推广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哲学等基础学科，2024年又延伸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

据教育部通报，仅计算机“101计划”两年试点，便建成12门核心课程、31本教材，惠及两万余名学生。

霍普克罗夫特是这项计划的发起人之一。2017年起，他受聘为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出任前沿计算研究中心主任，并创办“图灵班”。多年来，他也多次应教育部之邀，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基金报：回头看，“101计划”真正改变了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大学的国际排名看的是科研经费、论文数量与质量、各类奖项——这些几乎与教育质量无关。那教育的质量究竟该怎么衡量？事实证明，定性的主观方法远胜定量的客观方法，因为教育太过复杂，客观指标根本捕捉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

一个好的评价指标必须满足两点：第一，校长要提升教学质量，该做什么一目了然；第二，做了该做的事情后，教育质量确实随之提高。举个反例：让学生给课程打分。它不满足第二条——校长很可能干脆让老师给学生打高分来敷衍了事。而让人真正坐进教室，看课究竟教得怎么样，这两条便都能满足。

中国基金报：评价老师的教学质量时，你坐进教室，要看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举例来说，我旁听过一位教师的一堂课。开头约20分钟，底下的学生都盯着黑板埋头记笔记。突然之间，有一半人开始走神了。发生了什么？那是一堂数学课，这位老师刚写下一条定理，她开始在黑板上推演证明步骤，完成整个过程花了20分钟。课后我找到她，问她记不记得那一刻，我没说该怎么改，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后来意识到，学生大概没听懂那条定理，她本该先讲清如何直观地理解这条定理，再带着全班一起把这份直观变成形式化的表述，无需在课堂上花20分钟完成证明步骤。毕竟，半年之后，谁也不会记得这些步骤，但若学生理解了定理，他们可能会使用它。

中国基金报：“101计划”运行至今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霍普克罗夫特：排名前200的大学，只培养了20%的本科生，其余80%分布在一千多所省属院校里。难就难在，要让人意识到重心必须放在后面80%——可所有人都只盯着顶尖大学看。评估“101计划”时，他们请来最好的师资评审，评的是我们在前200所大学做的事。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好极了！

可我和排名靠后的院校老师一聊，听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很多学校依然将追求国际排名作为第一要务。问题在于：提升科研排名，并不必然改善教育，也不必然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因为在这套逻辑下，学生往往在帮老师做研究、发论文——做这些事并不真正推动国家进步。

中国基金报：假设今天重新启动“101计划”，你认为哪些做法需要调整？

霍普克罗夫特：我会从一开始就确定——重心必须放在排名靠后的大学，而不是那几所顶尖大学。这样一来，项目也许未必能成功。但到现在，我发现要让参与其中的人真正理解这一点，仍然很难。

四、AI时代，教育里不能被取代的是什么？

对于教育者来说，当机器越来越接近智能，学校究竟该教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被摆到了面前。霍普克罗夫特认为机器替代不了的是教师对学生的“那份在乎”。

中国基金报：在AI时代，大学真正教给人的是什么？

霍普克罗夫特：信息革命很可能意味着，将来多数商品和服务将实现自动化——一小部分人就能生产出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意味着，将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可做。这是所有社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研究科学与工程教育的人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人毕业10年后，向其提问：现在工作里做的事，有多少用到了10年前某门课上学的技术？答案往往是：几乎一点没用上。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技术本身。

事实是，有大学文凭的人往往比没有文凭的人收入更高。我们从大学学到了什么？答案是我们其实在潜移默化地吸收所谓“软技能”：接到一件任务，该从哪里下手？怎么和别人协作？这些技能才是我们日后工作、生活的关键。

中国基金报：你会用AI来加速教育改革吗？

霍普克罗夫特：用得不多。常有人提醒我，某些AI手段能把我想做的事推进得快得多。但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不愿把它押在一项新技术上，尤其这项技术尚未被证明绝对奏效且效果仍有不确定性。我们用的都是各高校反复试验过、确实行得通的老办法。

中国基金报：现在关于AGI（通用人工智能）有很多讨论。我们何时抵达AGI，你怎么看？

霍普克罗夫特：坦白说，我不知道。但图灵奖得主莱斯利·瓦利安特（Leslie Valiant）将这个问题转换了一个思路：人类的智能里，究竟是哪一点把我们和其他所有物种区分开来？答案是教育。别的动物也能靠观察来学习，但那不是教育。正是教育让人类把自己送上月球，又安全接回来——没有其他物种能完成如此复杂的事，因为它们没有教育。

中国基金报：AI越来越强，老师还能给学生什么AI给不了的东西？

霍普克罗夫特：衡量教师最重要的标准，是他在不在乎学生的成功。我在西雅图长大。在我小时候，当地有一所私立小学，老师薪水优厚，个个都有硕士学位，却对教书没什么热情。还有一所学校，老师大多只是高中毕业，这些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人把一生都投进了教学。我父母把我从公立学校转到了那所学校，我原本非常沮丧，以为我的教育会降级，但我很快就明白，我后来受到的教育好得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后一所学校的老师，靠的正是这份渗透在每一堂课里的“在乎”托举着学生。

中国基金报：好的教育体系会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吗？

霍普克罗夫特：是的。我来中国工作前，去过15个国家，致力于提升当地教育质量。这些国家口头上都说教育很重要，但我发现——他们只是想找些知名学者，把醒目的头衔挂上去当招牌，并不真心想改善教育。中国把教育当成头等大事，而且愿意为它投入实实在在的资源。

中国切实相信，未来决定国与国竞争实力的，不是黄金或石油，而是人才。真正专注于教育、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国家，终将成为伟大的国家。

编辑：赵新亮

校对：王玥

制作：小茉

审核：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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