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者成为考古学家

张启 | 文

我对于考古的最早兴趣来自参观各种历史博物馆时产生的困惑：汝窑的瓶子、皇后的帽子、圆明园的兽首铜像、太和殿上的龙椅，个个都被尊为“国宝”。尽管它们都精美绝伦，但我并不理解这些物件对历史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也无法对这些展品所代表的古代贵族生活产生代入感。

后来，我在大英博物馆看到很多青铜时代欧洲的金属生产工具，比如铜斧子、铜刀片等，联想到中国出土的青铜时代金属制品绝大多数是礼器和武器等不能增加生产效率的器具，又产生两个疑问：为什么青铜在中国被用于制造礼器，但在欧洲被用来制造工具？为什么后来铁成为全世界普遍应用的制造生产工具的材料而没有和青铜一样被大规模用来制造礼器？

我想将考古物质遗存当作“触摸历史”的窗口，却不知道该如何找到适合我的窗口，也不知道如何把手伸过去与历史过程发生联结。于是，我开始更严肃地研读很多有关考古和历史的联系的作品，并在这个过程中邂逅了《考古与文明：遗迹里的世界史》（以下简称《考古与文明》）。

《考古与文明》

[英]尼尔·福克纳 | 著

张建威 | 译

新世界出版社

2024年5月

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本普通的世界考古历史概论作品，并寄希望于从中得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才逐渐意识到，这本书并不一般，而是一本个性鲜明的世界考古与历史著作。作者尼尔·福克纳也是一位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个性人物。

一位政治立场鲜明的考古与历史学家

尼尔·福克纳（Neil Faulkner 1958-2022）是英国著名左翼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者与政治活动家。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薪阶层家庭，1970年代末进入国王学院和剑桥学习社会和政治科学，同时积极投身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等左翼政治活动。在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取得考古学博士学位之前，他曾是中小学教师，并一度全职从事反种族隔离运动。福克纳一生写过20多本书，主要是历史学、考古学著作比如《罗马不列颠的衰亡》《挖掘塞奇福德：人民考古学》《帝国与圣战：1870-1920年的英-阿拉伯战争》等等，但也有左翼政治的理论作品和宣传手册。

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物质遗存是考古学的学科基础。福克纳在考古学上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贡献是他在塞奇福德历史与考古研究项目（Sedgeford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简称SHARP）的田野工作中做出的。

自1990年代中期起，他帮助将SHARP打造成英国运行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研究性发掘项目之一。该项目聚焦于诺福克郡塞奇福德的盎格鲁-撒克逊聚落，挖掘了同一聚落从青铜时代到中世纪的遗存，重塑了本地的环境景观史。通过对该地建筑遗存以及对“塞奇福德宝藏”的分析，该项目探讨了塞奇福德在中世纪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的位置。

该项目对农业、畜牧业、医药、手工业（金属、纺织、陶器、酿酒等等）的遗存的挖掘与分析也改变了专家们对中世纪英国民间经济生活的认识。福克纳在SHARP中发挥了核心的学术与组织作用，并倡导他所称的“人民考古学”（people’s archaeology）。这种参与式田野考古范式大力鼓励非专业人士和志愿者与专业考古学家共同参与考古发掘与研究，集研究教育和大众沟通于一身。

福克纳领导的另一项重大田野调查是大阿拉伯起义考古项目（The Great Arab Revolt Project，简称GARP），这个项目结合地表调查、地理测绘、遗址挖掘、GIS分析、历史档案资料文本分析与口述历史，提供了二十世纪早期约旦南部沙漠游击战如何运作的实证资料，并重新定义了阿拉伯起义的空间结构与物质遗产。同时，该项目的很多物质遗存发现也佐证了福克纳非常崇敬的英国军官T·E·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回忆录中的很多记述。这一项目还直接推进了现代冲突考古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福克纳是一位毫不退缩的革命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他在大学期间积极参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在这个时期加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他曾对朋友解释加入SWP的原因：“如果今天的英国有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那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10年左右退出SWP后，福克纳先后参与创建了两个更为激进的组织，反击（Counterfire）和反资本主义者抵抗运动（Anti-Capitalist Resistance），并在后者中发挥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福克纳的政治哲学为其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著述提供了理论锚点。他对历史与考古的叙述侧重于物质主义的方面。他认为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环境与社会危机是推动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他始终试图通过对考古遗存的分析来展现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也把阶级斗争以及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视为重要的历史推动力量。

与主流革命社会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继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下一次革命将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和很多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不同的是，他认为技术与社会的“进步”并不是必然的，人的自主性（Agency）、尤其是在环境和社会危机来临的关键时刻的选择，会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可以这样说，福克纳首先是一位革命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然后才是考古学家。他的历史著述可被视为他的政治哲学的历史注脚，而他的考古发现与分析则佐证了他的历史叙述。难怪有的学院派考古学家会认为福克纳强烈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考古研究中的客观性与全面性。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时代思想背景之中来理解。二十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祛魅了很多科学观点与方法的“客观性”“中立性”，并揭示了所有知识都带有立场与权力属性。在这一大潮中，考古学自然也未能置身度外，诸如女性主义考古学、原住民与去殖民考古学、非洲裔散居考古学以及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等流派相继出现。

与福克纳的研究类似，这些学说同样强调考古学所具有的本质上的政治性和伦理责任，并揭示了传统叙事的片面性。它们也同样毫不掩饰自己背后的政治思想或社会思想。除了具体指导思想的不同，这些后现代主义学说和福克纳的研究不同的一点是，它们大多承认考古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身份、价值观和社会处境的塑造，包括自己在内。

这种反思性（reflexivity）是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但在福克纳的著作中似乎是缺失的。福克纳似乎并未在意自己的这种局限性，而是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人为放大自己所代表学说的普适性，似乎也是某些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后现代学者的共同特征。

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著作

《考古与文明》这本书并不是福克纳最知名的作品。但因为它是作者逝世后出版的，也许可以把它视为福克纳关于自己一生考古研究的一本总结性作品。

全书共九章，描述了从古人类早期考古到现代时期考古的很多物质遗存发现，并附有重要物质遗存和挖掘场景的图片。这本书具有以下几个和其他很多考古科普作品不同的特点：

首先，福克纳明确告诉普通读者他的首要目的是展现如何使用考古数据（即物质遗存证据）来进行历史叙事和诠释，凸显了考古发现的历史意义；第二，除了一般挖掘出的器物，他花了更多篇幅来介绍利用遥感、测绘等技术发现的地理景观方面的考古遗迹，展示了考古技术与实践的多样性；第三，他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现代与当代考古的作用，比如考古学可以帮助现代人寻求“地点的力量”以获得某种情感和美学体验；第四，作者试图以考古为视角将人类历史包括当代世界嵌入到几十万年来人类进化发展的全景当中；第五，福克纳在书结尾处提供了一些推荐阅读，以帮助读者学习考古学的解释方法。

这本书也解答了我对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两个疑问。福克纳指出，在青铜时代，像商朝那样只用金属铜制造武器、祭祖用品和饰物是普遍现象，尤其是帝国的中心区，而金属制成的生产工具更多的被发现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比如当时的欧洲。铁的储量更丰富，因此当炼铁技术普及之后，普通民众也能打造铁器以取代石器、木器和骨器，真正提高了生产力，进而推翻了青铜时代的世界秩序。

该书一些章节是福克纳直接参与过研究、接触过一手资料的领域，其中的很多考古证据具有很鲜明的细节，和日常生活很接近，更符合他的研究风格。相比之下，对于其他一些地区和时期，比如关于中国、美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章节，书中资料颗粒度不够细，更多的止于宏大事物（比如长城、故宫、兵马俑）和流于表面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层面上整合考古与历史容易给人以生搬硬套之感。这也许是限于作者经验与专长的不可避免的美中不足之处。

福克纳所要展现的历史观点，在他的另一本出版更早、流传更广的著作A Marx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Neanderthals to Neoliberals（中译名《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中展示得更充分和彻底。那本书前六章的历史脉络和《考古与文明》类似。在某种意义上，《考古与文明》第二章到第八章的大部分内容可被视为是另一本书中的历史观从考古学视角上的重新解读。

根据推荐阅读书目的出版时间判断，这本书大概成书于2021年。同年，福克纳确诊急性淋巴癌，并于次年2月因病去世。在《考古与文明》的结语中，作者尝试总结考古的意义，但似乎心中思绪万千却无法从容落笔：福克纳对当今世界人类面对的生态、军事、社会和意识形态四个维度展开的生存危机极度悲观，以至于无法确认千年之后是否还有人类存在并从事考古，但以过去的物质遗存和历史为依据，他又对长远的人类进步抱有无限希望。这种“历史—现实—未来”“乐观—悲观”之间的撕裂似乎与全书的基调并不一致。

我想，进化论也许可以对此进行部分调和：即使人类文明遭遇灭顶之灾，通过适应环境的进化，人类基因的火种也有很大可能性得以部分保存。在此假设下，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我们想让劫后余生的“新人类”考古工作者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