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一部打开古滇国的鲜活立体书

文博时空 作者 张闻

小山包里的“滇王”之墓

1953年7月，昆明古董商汪发科持几件青铜兵器（短剑、矛、钺）到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请专家鉴定。专家李家瑞、孙太初等人一眼识破，这些器物虽属青铜时代，却绝非中原风格——纹饰独特、造型厚重，带着强烈的地方民族气息，与常见的商周青铜器截然不同。博物馆判定其有重要价值，出资收购，但古董商拒不透露具体出土地点，线索一度中断。

一年多后，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在闲聊中提及重要线索：抗战时期，在他的家乡晋宁小梁王山一带，农民曾挖出大量青铜器，因不懂用途，大多被当作废铜变卖。这与汪发科所卖器物风格吻合。根据这一线索，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这些青铜器出土的源头——晋宁石寨山，一座位于滇池南岸的小山包，距离昆明市的直线距离不到50公里。谁也没有想到，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包里，竟埋藏着沉睡了两千年的古滇国。

1955、1956年，考古工作者两次对石寨山墓地展开发掘，第二次的发掘成果尤为丰富，在二十座墓葬中共出土了约三千件制作精美、造型独特的各类文物。但当考古学者清理掉M6中的泥土，在棺底部的漆器粉末中发现那枚耀眼的金印——“滇王之印”后，这些珍贵文物的光芒都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对于当时的情景，参与发掘工作的考古学者孙太初回忆道：“我的心房在怦怦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纽，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印面2.4厘米），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乎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曾经赐予滇王一枚“滇王王印”。此外，M6中还出土了一件玉衣的“面罩”部分，其性质正类似于中原地区诸侯王的玉衣，墓葬中的其他随葬品也符合西汉早中期的时代特征，因此，学界基本认定，石寨山M6正是汉武帝时期的滇王“尝羌”之墓。石寨山是滇人长期作为墓地的地点之一，早在春秋早期，滇人先民就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死后所居。战国中期以后，随着滇文化的发展日益兴盛，石寨山逐渐成为滇国上层贵族的专属墓地，见于史书记载的最后一代滇王也选择埋葬于此。

青铜铸造的立体史书

相比于中原地区，石寨山墓群的墓葬、棺椁形制显得非常简略，其制度也不甚成熟，但随葬品的数量和精美程度却毫不逊色于中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古滇国独具特色的青铜礼器。

根据相关研究，铜鼓、贮贝器以及铜俑是古滇王国中典型的“重器”组合。铜鼓是我国西南地区流行的一种大型青铜礼乐器，主要应用于战争或祭祀活动之中，是部族首领身份、地位的象征，最早产生于云南地区。到了战国中期以后，石寨山墓群出土的铜鼓发展达到一个高峰，无论从形制、纹饰还是制作工艺上，都比早期的铜鼓有了飞跃式的进步。石寨山铜鼓多精巧、玲珑，鼓壁薄厚均匀，纹饰精细而简练，人物、动物形象生动，具有强烈的写实感，是滇文化青铜器的典型器物之一。

贮贝器是滇国贵族的又一礼仪重器，因用于存储作为货币的海贝而得名。除了贮藏货币以外，滇国贵族也通过在贮贝器上铸出特定的场景或图像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因此，贮贝器就同时拥有了象征财富和权威的双重作用。滇文化中的贮贝器是在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少贮贝器都明显模仿了铜鼓的形制，有时甚至直接将铜鼓作为贮贝器使用。随着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又产生了新的贮贝器形制——筒形（或称桶形）贮贝器。它仍保留了铜鼓的很多特点，并在底部衍生出足，成为一种更专门的贮贝器物。

这些贮贝器表面除了装饰几何形纹饰以外，还装饰有大量的人物、动物活动场面，生动地再现了两千年前滇人的社会生活状态。石寨山墓群出土的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的鼓腰处焊铸卧鹿、卧牛，器盖上铸一立体狩猎场面：两骑士和一猎人正在围猎两鹿。其中一位骑士遍体鎏金，气势轩昂。 

另一件诅盟场面筒形贮贝器两侧为对称的虎形耳，盖上铸出一幅宏大的诅盟场景，中间为主祭人，周围参与祭祀的人群正在进行屠宰、演奏、行刑等准备工作。诅盟是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举行诅盟仪式，设立祭坛，供奉祭品。滇文化中的青铜贮贝器铸造工艺精湛，装饰内容丰富，是滇人青铜铸造技术和雕塑艺术成就的结晶。这些生动形象的立体雕塑，直观展现了滇人的生活世界，让一段无文字记载的古滇国历史变得可感可知。

伴随着铜鼓形贮贝器的出现，大型的青铜人俑也随之产生。1956年发掘出土的九件铜俑，出土时都位于铜鼓及贮贝器的器面上，显然为配套使用的器物。铜俑多呈蹲坐或跪坐姿势，手持圆形伞盖，带有精致的首饰，仿佛为墓主看守财物的侍者。铜俑出现以后，与铜鼓、贮贝器共同成为滇王国大型墓葬中的常见组合，基本已成定制，一直延续到末代滇王。可以说，这种典型的重器组合就是滇王国存在的标志。

青铜器实证的民族冲突与交融

云贵高原自古就是多民族共处的地区，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石寨山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就会发现他们的发型、衣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的人物形象，反映的正是来自不同民族的人群。作为滇文化的主体人群，滇族自然是石寨山青铜器上数量最多、表现最为清楚的民族，在各种场面中均占主导地位。滇人多身着长襟无领的外衣，长仅及膝，男女均将头发盘叠成髻，中段以带束住，《史记》《汉书》称这种发式为“椎（魋）结”，是夜郎、滇等民族的代表性特征。

另有一种与滇人明显不同的人物形象，在石寨山青铜器上出现的也很频繁。这类人群均着一种有直条纹的短袖，有时身披毛皮，男女均头梳双辫，这正是典型的“昆明”人形象。《史记》说他们“编发，随畜移徙”，属于游牧民族，正与石寨山青铜器上的辫发人物相符合。

“昆明”人以游牧为生，居无定所，分布范围极为广泛。从石寨山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来看，除了“椎结”的滇人以外，就属辫发的“昆明”人数量最多，可见滇人聚居的滇池区域附近也是“昆明”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昆明”人也是滇人最常遇见的外族。“昆明”人不服汉王朝管控，经常反叛，两汉的史料中多次记载“昆明”人杀死汉朝使者、在西南地区兴起叛乱。滇王曾受命帮助汉朝使者寻找从西南地区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但受到了“昆明”人的阻挠，最终失败。滇民族和“昆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双方的冲突、战争自然无可避免。

虽无文字记载，但石寨山贮贝器上铸造的战争、供奉等场景足以为我们还原当时双方剑拔弩张的场景。在这些场面中，滇人自然是胜利、占主导的一方，而“昆明”人则被塑造为俘虏、从事劳作的奴隶、进贡滇王的使者等形象。这件战争场面贮贝器盖出土于晋宁县石寨山第二次发掘。盖面上共雕铸13人、马1匹。中央通体鎏金的骑马将领高11.7厘米，极有可能为主将，戴盔贯甲，着战裙，束腰带，佩剑，所骑之马昂头翘尾，脖子下系一斩获的敌人首级，四周由装备精良的士兵环绕，他们戴头盔、穿铠甲，意气风发；另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均为步兵，气势上远逊于滇人，有的受伤倒地，有的跪地求饶，有的身首异处，呈现出败势。

除了“昆明”人以外，石寨山青铜器上还铸造了将发挽成一结的“结髻”民族，以及头梳螺旋高髻的“螺髻”民族等形象。这类人物形象数量较少，均以劳作、侍奉的形象出现，显然非滇人的外敌，也非滇池区域生活的主要民族，而可能是因各种原因由其他地区辗转而来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滇人的社会中，与滇民族和平共存于滇池区域。

“牛”在滇人心中有多重要？

滇国在秦汉时期虽已进入农业社会，但狩猎与畜牧仍然是社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物在滇人的祭祀、生产等活动中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以动物形象作为装饰就成为了滇文化青铜器的典型特征之一。

在各类栩栩如生的动物造型中，牛的形象最为常见，带有牛形象的青铜器种类也最为丰富，可见牛在滇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根据相关研究，斗牛、缚牛都是滇人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流程之一，石寨山的贵族大墓中出土了不少以斗牛、缚牛为主题的青铜扣饰，向我们展示出滇人以牛祭祀的完整过程：数名勇者冒着生命危险合力将牛制服，带着喜悦的笑容将牛缚于立柱之上，准备将其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祇。

除了祭祀外，牛也是滇人畜牧活动中的核心，是滇人财富、权力的象征之一。著名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即表现出一幅骑士牧牛的场景：高大威猛的骑士立于器面中央，周围是雄壮的公牛，彰显着墓主人的权力与财富。

汉武帝以后，滇王归降于汉王朝，滇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日益深远。滇人逐渐不再将牛视为崇拜对象和权力象征，但牛对于滇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一时期的牛逐渐从器物上脱离出来，开始出现较多独立的铜牛头，可能用于装饰棺椁，其原本承载的宗教、权力意味也有日益淡化的倾向。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