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双首席”落定，“实战老将”刘建军风控合规“双肩挑”

交行选择另辟蹊径，将两道防线同时交给了一位老将，让懂风险的人管合规，有助于精准识别并封堵业务端的合规缺口，至于风控与合规协同效能如何，仍待检验。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核准刘建军交通银行首席合规官的任职资格。2023年6月起，刘建军担任该行首席风险官。至此，这位“老将”将同时担负起首席风险官与首席合规官两大重任。在强监管常态化的高压下，此举折射出交行试图通过高层“集权”打破风控合规壁垒的战略意图以及应对经营压力的集中发力与制度探索。

风险与合规“双肩挑”

时隔近三年，交行同一人先后执掌风险与合规两大防线，这在国有大行高管序列中少见。“双首席”履历暗含了对实战派的青睐。

从刘建军的职业轨迹看，独特之处在于其实现了“从一线信贷到双首席”的全链条覆盖。

据公开资料，刘建军，男，1967年生，中级经济师，2003年于北京理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长期深耕交行系统，历任长春分行副行长、高级信贷执行官，吉林省分行行长、高级信贷执行官，北京市分行副行长、高级信贷执行官，北京市分行行长，北京管理部（集团客户部）总裁、常务副总裁，首席专家，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内控案防办主任等职务。

从信贷执行官到首席风险官，从内控案防办主任到首席合规官，无论是分行经营管理实绩，还是战略推进与专项领域的发力，刘建军深谙风险管控与合规管理两大领域，正是监管层所珍视的“懂业务、懂一线”的复合型高管样本。

当同一位高管对风险和合规同时拥有话语权时，优势在于风险与合规之间的信息壁垒或被打破，资源配置更趋集约，当然，另一方面，首席风险官与首席合规官的职责边界也需要划分清晰。

《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明确，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单独设立首席合规官、合规官，也可以由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办法要求，首席合规官及合规官不得负责管理金融机构的前台业务、财务、资金运用、内部审计等可能与合规管理存在职责冲突的部门。

从履职核心定位看，首席风险官侧重信用、市场、操作等实质风险量化管理，首席合规官专守法律法规与监管底线，防范处罚与合规风险。二者协同互补，共同构成银行稳健经营的“双防线”。

从被动到主动，“防火墙”须筑牢

当前，银行业正处于净息差收窄、强监管、重风控的多重压力之下。交通银行2025年度报告显示，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651亿元，净利润9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2.18%。

不过，盈利数据亮眼的同时，治理层面的挑战也较为显眼。

2025年12月，交通银行因11项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人民银行罚款6783.43万元，没收违法所得约24万元，13名责任人同步领罚。大额罚单背后，折射出部分机构业务冲量之下合规审查流于形式、风控监督失守等深层问题。

2026年3月27日，交行发布《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因审核疏漏，将“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3.247元”错误表述为“每股分配现金股利3.247元”，一字之差，导致分红金额被夸大近2582亿元，远超其全年净利润。公司于3月30日发布更正公告，并将错误归因于“校对不严”。事件暴露了交通银行内部信息披露复核机制存在漏洞，更反映出其合规流程在执行层面仍有待加强。

资产质量的边际变化与合规风险的集中暴露，构成了对交行治理能力的双重考验。推动银行从“被动监管遵循”向“主动合规治理”转变，真正的“防火墙”，仅靠一位懂风险的老将“一肩挑”显然不够，而应内化为一种制度自觉。

别样选择，成效有待观察

从当前各银行首席合规官的任职安排看，多数由行长兼任，部分由副行长、首席风险官或行长助理兼任，个别银行采用专职模式。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均选择由行长直接兼任首席合规官，由此体现出这些银行在首席合规官人员任命上的重视。交行则走出例外路径，由首席风险官兼任首席合规官，而非采用行长“高配兼任”的主流模式。

交行既要稳住信贷投放与经营规模，又要严守合规底线，另辟蹊径，将两道防线同时交给了一位老将，让懂风险的人管合规，有助于精准识别并封堵业务端的合规缺口，至于风控与合规协同效能如何，仍待检验。

于刘建军而言，履新“双首席”也是如何破解“自我监督”难题的极大挑战——在身兼业务决策与合规审查双重角色下，既要推动风控与合规的高效协同，又要严防独立性因权力集中而丧失。

此次人事布局显然是一场关于交行治理结构的深度考验。

作者 | 姝予

编辑 | 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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