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机制还是大国机制？全球化的“分岔口”｜博鳌观察

3月24日，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下称“博鳌论坛”）“关税战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分论坛主持人，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姚洋，在论坛召开前半小时向美国商务部原部长古铁雷斯确认了两个现场提问：一是是否同意强化多边机制，二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

姚洋说，古铁雷斯当时表示可以回答，但论坛上多数嘉宾都主张应强化多边机制，他的观点属于少数派，有些问题最终并没有作答。

本次分论坛嘉宾除古铁雷斯外，还包括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经济部负责人真蒂洛尼、匈牙利国家银行副行长丹尼尔·保洛陶伊、世贸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利坚大学罗伯特·库普曼，以及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等。论坛主要围绕关税战与地缘竞争变化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及应对路径展开讨论。

在2025年博鳌论坛上，姚洋和古铁雷斯也曾共同出席一个分论坛。彼时古铁雷斯的表达欲更为强烈，他称“全球贸易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塑造的，我有责任回应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

2025年博鳌论坛召开时，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战还未拉开序幕。论坛结束不到一个月，4月20日，美国酝酿已久的“对等关税”政策出炉，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关税。

随后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在一轮轮的应对中，双方加征关税幅度累计超过120%，此后进入“休战”状态并维持至今。

关税风暴是否已经过去？与会嘉宾并未达成一致。

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无论关税战是否会卷土重来，全球化都很难回到从前，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协商机制。这一机制既可能是对现有多边机制的加强，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基于大国协商机制，例如中美之间的协调机制。

古铁雷斯说，当前世界已经很难回到关税战之前的状态。在美国退出7个国际机构和经济体组织后，更应该探究“回不去”的根本原因和变化，而不是简单复制过去的秩序。在他看来，中美两国虽然模式差异巨大，但都取得了成功，理应实现和平相处、协调共存。

姚洋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他更倾向于古铁雷斯的观点：全球化并未结束，但多边国际机构能发挥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关税是个长期问题

分论坛结束后，姚洋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嘉宾都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对全球贸易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姚洋说，之所以大家会这么看，是因为各国相互加征关税，效果相互抵消了。

自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波及墨西哥、加拿大、中国以及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也让全球贸易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美国政府自2025年4月2日起对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作出判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一揽子全球关税缺乏法律依据，“自始无效”。

即便如此，关税带来的隐忧并未彻底消散，并可能成为影响国际经济预期的一个重要变量。

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美方校长约翰·奎尔奇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我们正进入一个经济政策日益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时代。 当前贸易冲突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策干预常态化：关税、出口管制、投资限制不再是例外，而是成为常规工具。近期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税升级和‘选择性脱钩’措施，反映出全球化正从效率导向转向更加注重安全与韧性的模式。”

约翰·奎尔奇还参加了3月22日至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

他认为，关税之所以被频繁使用，是因为见效快、可见性强，还具备政治动员力。既能展现政策力度，也能被当作谈判筹码。短期看，关税可以改变贸易流向、扶持本土产业，但它的“有效性”往往被高估；长期则会推高成本、扭曲资源配置、削弱整体竞争力，影响远超其所针对的具体行业。

罗伯特·库普曼认为，关税战会让贸易相关政策沿着产业链上下游传导，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因此政策确定性对经济长期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判断至关重要。

关税战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黄根成认为，当前全球贸易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地缘竞争正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而关税战带来了三方面影响：一是可预测性降低，无法稳定做计划，也使得各个贸易合作伙伴关系趋于谨慎，信任出现问题。

二是供应链重构，关税战促使各国政府及企业搭建更多供应链，以降低成本。

三是企业面临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大型企业应对能力较强，但中小企业很难应对。技术标准和政策不一，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

黄根成称：“关税的不确定性给全球发展带来了一些潜在障碍，可能引发更多的摩擦，使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约翰·奎尔奇表示，如果关税战的趋势持续，全球经济将更加碎片化、效率更低，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与福利水平将受到限制。目前已经出现“平行供应链”的趋势，企业通过多区域布局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虽然提升了韧性，但也带来了冗余与成本上升。长期来看，跨境一体化减弱将抑制生产率和创新，尤其是在科研密集型行业。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中小经济体则面临更大的“选边站队”压力。对企业而言，不确定性将成为最大挑战，使投资决策更加复杂，战略规划周期缩短。最终，这些低效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表现为价格上涨、选择减少。

但罗伯特·库普曼也提醒，贸易政策并不是贸易增长最大的驱动力，GDP的增长、科技发展与创新等因素更能刺激贸易的增长，关税只能影响全球贸易的25%，而GDP对贸易的影响可以达到60%至65%。

数据显示，尽管面临关税战冲击，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仍实现4.6%的增长，服务贸易增速更是达到4.8%。

多边机制还是大国机制

过去一年，美国给全球贸易环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复旦大学教授沈逸公开表示，过去一年，从外交层面来看，美国政府的特点是向交易性和退群化方向发展。在经济层面，关税和所谓的对等贸易诉求带来高度不确定性，2025年出现了明显的关税冲击，呈现“先冲击、再降温、再延长”的特点。急转弯式的关税实践，对全球供应链的预期、企业投资与市场波动造成了非常明确的负面扰动。

这场关税战背后牵动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当主要经济大国开始脱离既有全球化框架，全球化该往何处去？

欧洲国家依然希望强化WTO（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真蒂洛尼认为，全球化时代并没有结束，只是贸易规则变了：过去全球贸易以规则为基础，现在乃至未来，更多是靠国家实力和胁迫性手段。

真蒂洛尼坦言，欧盟原则上反对碎片化、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希望保留基于规则的世界贸易秩序。

丹尼尔·保洛陶伊也一再强调WTO的重要性。他说，多边贸易体系不可替代，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应对全球共同挑战。

WTO曾是协调全球贸易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核心国际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95年，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支柱。它不仅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更重塑了国际经济秩序。

但WTO在全球贸易规则中的影响力正逐步弱化。2026年3月，WTO前总干事拉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WTO曾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其影响力已逐渐下降。首先，一些国家开始与原有规则保持距离，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WTO框架。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WTO本身，更应从整体格局出发思考问题。”

约翰·奎尔奇认为，全球贸易体系并未崩塌，而是在重构之中。世贸组织仍然是重要的制度基础，但其对主要经济体的约束力有所减弱。当前正在形成的是一种更加多层次的体系：全球规则依然存在，但正越来越多地被区域协定和战略伙伴关系补充，甚至部分替代。真正的风险不在于突然崩溃，而在于逐步侵蚀——即贸易体系赖以运行的可预期性、一致性和信任不断被削弱。

当WTO规则不再被主要经济体遵守，各方提出了对WTO的改革方案。

黄根成表示，之前WTO是一个保障全球贸易可预测的关键组织，但如今单边主义行为增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适应当下的变化：首先是重建信任；其次是建立一个更清晰的结算系统；最后是完善冲突协调解决机制。

黄根成说，当前多边及双边贸易协定已经很难达成共识，但数字贸易与供应链韧性正在重新定义现有贸易格局。这就需要WTO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惠及各方，使其在一个碎片化的世界中有效运行，更好地支持区域一体化。

罗伯特·库普曼认为，WTO可以开展一些基础性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例如地区间的贸易协定。欧盟、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CP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均可发挥作用，如果能更加注重协调和合作，可以部分对冲美国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论坛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古铁雷斯的主张明显属于少数派。

去年博鳌论坛上，古铁雷斯就曾表示，世界贸易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塑造的，他有责任来回应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问题。

当时，古铁雷斯就提到“许多国家都想回到过去的模式”，即由国际机构监管贸易、制定规则并确保各国遵守，比如WTO。当时他就提醒，如果全球贸易无法回到原有WTO体系，那新体系会是什么样？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古铁雷斯认为，如果中美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即使无法替代全球规则体系，也将是一个重要开端。

一年过去，古铁雷斯依然认为，全球贸易经济已经回不到过去的模式，但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当前要让中美这两个差异非常大，但都获得成功的模式和平相处、协调共存。

古铁雷斯还发现，在关税战背景下，一些自由贸易协议仍在谈判与签署。他认为，虽然这些协议会降低WTO在透明度方面的标准和要求，但各国有权采取此类做法。

姚洋在主持“关税战冲击下的全球贸易新格局”分论坛中也观察到，欧洲等地区的专家更希望存在一套全球规则，而美国的古铁雷斯认为旧秩序已难恢复，大国机制将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支撑。

姚洋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我更倾向于古铁雷斯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