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说危机 | 项目暴雷≠能起诉：真正卡死投资人的不是钱，是“主体”

私募基金暴雷后，诉讼主体身份问题虽然复杂棘手，但并非无法解决。无论是契约型基金还是有限合伙型基金的投资人，都应充分了解自身所处的法律地位和面临的困境，积极采取合法有效的措施。通过变更基金管理人、成立清算组等方式，破解诉讼主体身份难题，为维权之路扫除障碍。

——《问题基金处置研究白皮书》

在暴雷私募基金维权中，最残酷的现实往往不是“钱没了”，而是——连人都找不到。项目爆雷、资金失控，但真正走到法律程序时才发现：管理人失联、资产消失、合同主体错位，连一个合格的被告都难以确认。当维权卡在“诉讼主体缺失”这一关，法律程序本身就变成了第一道高墙。

本文将从真实司法案例与法律结构出发，拆解这一困局的形成机制，并给出可落地的破局路径。

1、什么是“诉讼主体缺失”

所谓“诉讼主体缺失”（Lack of Litigation Subject），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没有当事人”，而是指在法律关系结构中，无法清晰识别具备诉讼资格与实体权利基础的适格主体，从而导致案件在立案、审理阶段即面临程序性障碍。

在暴雷基金案件中，这一问题通常表现为：

 契约型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无法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直接参与诉讼

 基金管理人失联、注销或实质性空壳化，丧失履职与承担责任能力

 对外交易合同以管理人名义签署，但资金来源、收益归属与风险承担实质上属于基金

 投资人与底层交易对手之间不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缺乏传统债权请求权基础

在这种结构下，表面上“主体齐全”，实则权利主体、合同主体与责任主体严重错位。尤其是在契约型私募基金架构中，由于基金本身不具法人资格，对外法律行为长期依附于管理人名义运作，一旦管理人失能或失联，法律关系结构即发生“断裂”，投资人极易陷入“有损失、无被告，有权利、无路径”的诉讼困境。

2、法律穿透：谁是真正的“可诉主体”

1、契约型基金必须“穿透结构”看主体

在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司法解释体系下，契约型基金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法律属性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基金合同形成的信托型财产集合体。法律明确规定：“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进行投资活动。”

这意味着，契约型基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单位，其对外法律行为长期依附于管理人名义运行。因此，在诉讼结构中，若仍以“法人主体逻辑”机械套用主体认定标准，极易造成主体错配。

正确路径应当是：穿透合同形式结构，回到利益归属与权利义务承担关系本身，以实体法律关系为基础确认真实诉讼主体，而非拘泥于表面签约主体。

2、份额持有人大会：“权力中枢”

在法律结构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内部协调机制，而是契约型基金内部的最高权利机关。在基金存续、终止及清算阶段，其决议依法具有实质性法律效力。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在管理人缺位、基金终止或进入清算程序的情形下：

投资人作为基金收益权与剩余财产权主体，享有最终财产性权利

份额持有人大会可依法依约作出终止运作、清算安排、维权决策等重大事项

经合法程序推选的代表人，依法具备对外行使诉权的主体资格

这一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对“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制度化落实，也是在管理结构失灵时，对契约关系稳定性的法律补救机制。

3、实体债权关系：诉讼资格的根本

诉讼主体的确认，并非形式身份的贴标签行为，而是一个基于实体权利归属与债权实现结构的法律判断过程。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越来越强调“实质判断”原则：即便合同形式上由管理人名义签署，但只要：

资金来源属于基金财产

风险承担主体为基金

收益归属对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

则在法律结构上，基金即构成真实债权人主体。

正是在这一逻辑下，投资人代表通过持有人大会授权取得诉权资格，才具备坚实的实体法基础，而非程序性“身份代位”，从根本上解决了“谁有权起诉”的合法性问题。

3、破局样本：主体缺失的司法解法

2023年，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暴雷基金案件，为“诉讼主体缺失”问题提供了清晰且可复制的司法解法。在基金管理人失联、托管人无法独立推进清算的情形下，投资人通过依法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形成合法决议并推选代表人对外维权，由代表人向受托银行索取贷款履行资料。尽管银行对代表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法院最终作出明确认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合法有效，具备法律效力

代表人依法具备代表基金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合同虽以管理人名义签署，但资金来源与法律关系实质归属于基金本体

受托银行依法负有向基金披露相关资料的义务

该案不仅在裁判逻辑上确立了“穿透形式、回归实质”的主体认定规则，也在实务层面形成了可操作路径：

通过召开持有人大会形成合法授权结构，解决主体合法性问题

系统梳理基金合同、托管合同与对外投资合同链条，厘清真实债权人身份

结合法律救济机制构建诉讼路径，在必要时合理运用代位权等制度工具，突破程序性障碍

这一模式标志着，暴雷基金维权已不再局限于“形式主体困局”，而是正在形成一套从组织结构、权利结构到诉讼结构的系统性破局方案。

4、法律与逻辑的“双保险”

暴雷基金中的“诉讼主体缺失”，并非制度性死局，而是一种法律结构性难题。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主体的拼凑，而在于回到法律关系本质，通过内部权利结构重构主体资格认定逻辑，在合法授权、实体权利与程序路径之间建立闭环，再依法启动诉讼机制。

对法律人而言，这既是对传统基金法律适用模式的挑战，更是一次推动私募行业治理逻辑走向成熟的契机；对投资者而言，维权不应停留在情绪层面的焦虑与等待，而需要以法律认知为底座，以专业路径为工具，实现从“被动维权”向“结构性维权”的转变。

当法律逻辑与制度工具形成“双保险”，暴雷之后的维权，才不再只是概率事件，而是一个可被设计、可被推进、可被执行的理性过程。

编辑 | 夏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