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伟观察｜新加坡：从“无” 到“有” 的逆袭传奇

2026年1月13日—18日，我随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发院DPS 博士项目（北大国发院与美国福坦莫大学联合培养）导师张维迎老师，与他和著名企业家黄怒波先生联合创办的辛庄课堂五期班企业家学员，以及苏州北大商会、胜科纳米公司高管等一行22 人组成考察团，赴新加坡开展为期一周的深度研学。行程尾声，我还随张维迎老师一同出席了北大国发院新加坡校友会成立大会，并与来自各行各业的校友们进行了多场面对面的深度交流。

一周时间，我们的足迹到了一些新加坡的核心机构与标杆企业：从聚焦半导体检测领域的胜科纳米（新加坡）、致力于商贸促进的IBCC，到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推动中新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通商中国；从全球重要金融枢纽SGX 新加坡交易所、服务中资企业出海的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到全球知名地产集团CapitaLand 凯德集团、拥有136 年历史的DREW & NAPIER 律师事务所，再到深耕咨询服务的Ascentium（彦德集团）、聚焦先进制造研发的A*STAR（ARTC）先进再制造与技术中心。此外，我们还与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34 期班近60 名同学举行了晚餐分享会，与北大国发院新加坡校友会骨干成员围炉夜话。这场高密度、多维度的研学，让我得以从法律体系、商贸促进、金融生态、教育创新、科创布局等多个层面，重新审视新加坡、学习新加坡。

此次研学之旅，最让我震撼与深思的，是新加坡贯穿六十余年发展历程的三个关键词——“无”、“有” 和“无中生有”。这三个词，不仅是这个城邦国家先天禀赋与后天奋斗的鲜明对比，更是其从生存困境走向全球枢纽的核心密码。

一、新加坡的“无”：刻在基因里的生存困境

研学参访期间，无论是与政府机构代表座谈，还是与企业高管交流，新加坡朋友们口中高频出现的是“欢迎你来坡县”，总能引发我对这个国家“无” 的深层思考。“坡县” 二字，看似亲昵，实则道尽了新加坡与生俱来的全方位匮乏—— 这种“无” 并非局部短板，而是刻在地理与历史基因里的生存挑战，覆盖了资源、经济、安全、社会认同等多个核心维度。 

首先是自然资源的全面告急，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首要瓶颈。新加坡地处赤道附近，全年降雨量虽高达2345 毫米，但国土面积仅728 平方公里，不足北京市顺义区的三分之二。且地形平坦、缺乏天然湖泊与河流，雨水难以自然储存。建国初期，新加坡90% 的淡水依赖从马来西亚进口，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回忆录中曾直言不讳：“水资源是新加坡的生死线，任何时候都可能因为供水问题被迫妥协。” 除了水资源，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金属等工业生产必需的原料完全依赖进口；土地资源同样稀缺到极致，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01 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00，连粮食都难以自给。难怪1965 年新加坡独立时，李光耀先生面对电视镜头会潸然泪下—— 彼时的“坡县”，堪称“一穷二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经济腹地的天然缺失，让新加坡在建国初期陷入发展困境。1965 年独立时，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2%，人均GDP 仅428 美元，远低于同期亚洲其他国家平均水平。彼时的东南亚局势动荡，区域贸易壁垒森严，周边国家纷纷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新加坡既无法依托本土狭小的市场消化产能，也难以融入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只能从低附加值的转口贸易起步，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更严峻的是，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新加坡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薄弱，想要吸引外资、发展产业，面临着“无基础、无腹地、无资源” 的三重困境。

最后是安全与认同的双重真空，构成了新加坡的生存隐患。冷战期间，新加坡身处东西方阵营夹缝之中，周边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大国博弈与区域冲突的风险时刻存在；而在国内，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共存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个族群各有其文化、宗教与生活习俗，缺乏统一的民族文化纽带。如何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保障国家安全，如何在多元族群差异中构建稳固的国家认同，成为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课题。建国初期的新加坡，可谓内忧外患交织，生存成为首要目标。

二、新加坡的“有”：后天构建的核心优势

面对先天的“无”，新加坡没有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选择主动创造“有”。研学参访期间，另一个高频词——“新加坡是东西方桥梁”，恰是对这份“有” 的最佳诠释。六十余年来，新加坡凭借精准的战略定位与持续的制度创新，构建起三大核心优势，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第一，是高效透明的制度体系，这是新加坡发展的根基。独立后，新加坡迅速确立了“法制优先、廉洁高效、市场导向” 的治理理念，将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工程。在法制建设上，新加坡坚持司法独立、执法严格，对腐败、犯罪等行为采取“零容忍” 态度，其腐败犯罪率长期位居全球最低水平之列，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在政府治理上，新加坡推行“精英治国” 模式，通过严格的选拔与培养机制，打造出一支专业、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力全球闻名。以淡马锡控股为例，作为新加坡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平台，其成立四十余年来，在完全市场化的运营模式下，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超过18%，成功培育出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电信等一批世界级企业，既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在社会治理上，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 的组屋政策与覆盖全民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如今80% 的新加坡人口居住在政府组屋中，95% 的组屋居民拥有产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解决了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更凝聚了社会共识、保障了国家稳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此次参访的DREW & NAPIER 律师事务所，自1889 年成立以来，历经136 年风雨依然蓬勃发展，其背后正是新加坡稳定法治环境与商业生态的生动体现。

第二，是联通全球的枢纽优势，这是新加坡发展的引擎。新加坡深知，先天的地理位置是其唯一的“自然资本”，因此确立了“以位置补腹地”的战略，全力打造全球航运与贸易中心。通过建设裕廊工业区、推行自由港政策、完善世界级港口设施，新加坡的港口年吞吐量从1965 年的不足1000 万吨，飙升至2025 年的6.15 亿吨，成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樟宜机场作为全球最佳机场，连接全球400 多个城市，2025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7000 万人次，成为东西方人员往来的重要枢纽。如今，新加坡的枢纽地位已从传统的物理层面，延伸至数字与金融领域：其ICT 基础设施水平位居亚洲第一，吸引了80 家全球Top100 科技企业在此设立区域总部；作为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4 万亿美元，成为东西方资本流动的重要桥梁。

此次参访的通商中国、IBCC、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等机构，无一不是新加坡枢纽优势的践行者—— 它们以新加坡为支点，搭建起中国与全球市场合作的桥梁，为中资企业出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持，充分彰显了新加坡“东西方桥梁” 的独特价值。

第三，是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这是新加坡发展的活水。“人才是新加坡唯一的资源”，这是新加坡政府的核心共识。为此，新加坡推行“全球虹吸+ 本土培育” 的双轮驱动人才战略：在全球虹吸方面，通过推出Tech.Pass 科技准证、优化就业准证政策、实行低税率（企业所得税率17%，个人所得税率最高22%）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新发展；在本土培育方面，新加坡的基础教育质量长期位居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前列，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更是跻身全球Top30，与哈佛、MIT 等世界名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职业培训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此外，新加坡还通过AI Singapore、SkillFuture 等项目，推动全民技能升级，目标到2029 年培育1.5 万名AI 专业人才，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储备智力资源。

此次参访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时，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其人才生态的吸引力。近些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精准把握中国企业“出海” 的新趋势，推出中文EMBA 项目，仅EMBA34 期中文班就招收了116 位学生，其中70% 以上来自中国大陆。这些企业家学员不仅带来了中国市场的资源与机遇，也在新加坡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国际视野，形成了“双向赋能” 的良性循环。而胜科纳米（新加坡）作为半导体检测领域的领军企业，其快速发展同样离不开新加坡对高端科技人才的吸引与培育—— 正是这样的人才生态，让新加坡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持续保持竞争力。

三、新加坡的“无中生有”：从劣势到优势的蜕变密码

如果说“无” 是新加坡的起点，“有” 是新加坡的根基，那么“无中生有” 就是新加坡崛起的灵魂。六十余年来，新加坡始终以“缺什么补什么，补什么强什么” 的战略智慧，将一个个先天劣势转化为独特优势，书写了一段“无中生有” 的发展传奇。

在水资源领域，新加坡用技术创新将“生死线” 变成了“黄金产业”。面对水资源匮乏的致命短板，新加坡政府提出“国家四大水喉” 战略：通过建设深隧道阴沟系统，实现雨水与污水100% 分离，最大化收集利用雨水；通过研发新生水技术，将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转化为超纯净水，如今已能满足全国30% 的生活用水与90% 的工业用水需求；通过建设6 座海水淡化厂，提供全国35% 的用水；再加上进口水，形成了“多源互补、安全稳定” 的供水体系。如今的新加坡，不仅彻底摆脱了对进口水的依赖，实现了水资源自给自足，更将水务技术与管理经验输出到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水务产业年产值突破80 亿新元，成为全球水务领域的领导者。从“水危机” 到“水商机”，新加坡用技术创新与战略定力，完成了一场震撼世界的“无中生有”。

在产业发展上，新加坡用战略远见推动经济持续升级。建国初期，面对高失业率，新加坡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解决了就业问题；1980 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加坡果断转向电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建成全球第三大炼油中心，实现了经济结构的第一次升级；进入21 世纪，新加坡又前瞻性地聚焦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与AI 创新等高端产业，吸引辉瑞、默克、谷歌、亚马逊等全球巨头在此设立研发中心，生物医药产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5% 以上，成为亚洲生物医药创新的重要枢纽。在数字经济领域，新加坡推出“智慧国2030” 计划，推动AI、数字孪生、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在政务、交通、医疗、金融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面对土地短缺的瓶颈，新加坡创新发展垂直农业与地下空间开发技术——Sky Greens 的多层种植技术使蔬菜产量达到传统种植的10 倍以上，地下交通、地下商业、地下仓储等设施的建设，极大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

此次参访的A*STAR（ARTC）先进再制造与技术中心，正是新加坡产业创新的典型代表：它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政府联合发起，与国际跨国公司深度合作，聚焦产业发展前沿技术研发，为新加坡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完美诠释了新加坡“无中生有” 的产业发展逻辑。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新加坡用“小国大作为” 的智慧，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城邦国家，新加坡深知，只有积极融入全球体系、参与全球治理，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为此，新加坡充分发挥其东西方桥梁的优势：作为东盟关键成员，积极推动东盟自由贸易区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承办APEC 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国际高端会议，搭建全球交流平台；在航运、水务、数字贸易等领域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让“新加坡声音” 传遍全球；提出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推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创新与完善；疫情期间，新加坡主动向周边国家提供疫苗与医疗援助，展现了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此次参访的SGX 新加坡交易所、CapitaLand 凯德集团、彦德国际投资集团等机构，正是新加坡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SGX 作为全球重要的交易所，吸引了众多中国企业赴新上市融资，成为中资企业对接全球资本的重要平台；凯德集团作为全球知名的地产投资管理公司，业务遍及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加坡企业“走出去” 的典范。通过这些努力，新加坡成功实现了从“边缘小国” 到“全球枢纽” 的跨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远超其国土面积的影响力。

结语：“小红点” 的逆袭启示

在世界地图上，新加坡不过是马来群岛南端的一粒“小红点”——先天禀赋极度匮乏，没有广袤的国土、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没有充足的淡水，甚至没有天然的经济腹地与深厚的历史积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无所有” 的城邦国家，用六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生存危机” 到“全球枢纽” 的华丽转身：人均GDP 突破9.4 万美元，跻身世界最富裕国家之列；在航运、金融、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位居全球前列，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新加坡的崛起，不是偶然，也不是奇迹，而是一部以“无” 为起点，以“有” 为根基、以“无中生有” 为灵魂的发展史诗。它用实践证明：先天不足从来不是命运的枷锁，后天的战略智慧、制度创新与持续奋斗，才是国家崛起的真正动力。新加坡用技术创新破解资源之困，用制度优势弥补腹地之缺，用开放包容汇聚全球之力，用战略远见引领产业升级，用“小国大作为” 赢得国际尊重。

这个“小红点” 的逆袭，不仅为资源匮乏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发展范本，也为企业乃至个人带来了深刻启示：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天生拥有多少，而在于敢于创造多少；真正的成功，不在于规避劣势，而在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确定性加剧的今天，新加坡的发展智慧—— 坚守制度自信、保持开放包容、聚焦创新驱动、秉持长期主义，值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奋斗者深思与借鉴。

张宇伟

2026年1 月18 日初稿于返回北京的新航SQ802 航班上

2026年1 月22 日，定稿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