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荆州：楚都四百年，三国古战场

文博时空 作者 汪天飏 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在唐代之前，荆州连接中国南北、东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成为古代中国的十字路口。同时，荆州适宜的自然环境，也孕育了水利、农业的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安康。

荆州人杰地灵，从“天下第一循吏”孙叔敖到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从荆州走出去的宰相达138位，可谓是“宰相之城”。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也在荆州吟诗作赋，从爱国诗人屈原到李白、杜甫。

荆州是一本书，翻阅荆州和前人留下的脚注都会令人心驰神往。因此，这次我跟随“时光旅行社”来到荆州，走进深厚悠远的历史现场，一读再读。

长江中游一带在古代有崇虎的习俗。有学者认为，虎头像颛顼的人字形冠实际上是“皇冠”，象征着崇高的地位和权力。后石家河文化为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距今4600-4000年，主要分布于湖北及豫西南和湘北一带。玉受沁变为黄棕色。旋涡形耳，两耳窝内各钻一圆形孔，圆眼，宽鼻。左右两个侧面对钻一隧孔。

荆及衡阳惟荆州

《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治水而成后，将中国大地划为九州，其中之一便是荆州。

东汉许慎在《说文》中指出：楚，丛木也。一名荆。从林疋声。荆、楚同物异名，本意是一种柔韧性较好的木本植物。自古，荆、楚便是一体。楚人自称颛顼后裔，至春秋早期，楚国迅速崛起，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将国都迁至郢（即荆州纪南城），至秦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荆州一直是楚国的中心。

这趟时光旅程我们首先抵达的是纪南城，荆州地处楚国中心，楚国的都城郢便建于此地。纪南城宫殿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与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相当。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开始，纪南城（楚纪南故城）为楚国的郢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纪南城被秦将白起攻陷废止，郢都迁陈（河南淮阳），后又东迁寿春（安徽寿县）。纪南城作为楚的郢都，楚国先后有20代楚王在此定都，历时411年。

“荆人畏鬼”且“信巫鬼，重淫祀”。楚国青铜礼制脱胎于周礼，但逐渐创造了不同于中原奇数列鼎（如九鼎）制的“偶鼎制度”，即一些铜鼎的制作和使用时多以偶数成组，同组鼎的形制、大小、花纹皆一致。其中，楚升鼎是楚国特有的一种最具楚文化特征的铜鼎，相较于周鼎，升鼎没有大小之分，在祭祀仪式中专门用来盛放牲肉。

荆人这种崇拜鬼神的原始信仰体现在其装饰审美和仪式活动之中，静动之间勾勒出他们对于日常的规训和对于生命的祈愿。其中，楚人尊龙崇凤的信仰和观念也体现在象生形玉佩中。在楚式象生玉器中，龙凤结合是最为常见的题材，特别是凤鸟的形象和元素，更是无处不在。这些凤鸟有的以具象呈现，有的以简化表达，其造型有龙体附饰凤鸟、龙体凸饰凤鸟、龙凤同体和凤首龙身等多种形态。

这一玉龙佩龙身呈W形，背部高而宽平，长尾作简化凤首形，龙身边缘还有三个弯钩形凸饰，也属于简化凤首。龙身饰不减地浅浮雕，以谷纹为主，卷云纹和蝌蚪纹也较多，龙上下颌边缘饰纹丝状陶纹。龙背如风字形，龙尾和边缘凸饰作简化凤首形，上下颌边缘饰陶索纹，三者均流行于楚式玉龙佩。

该玉璧为青白玉质，上方由两只回首相顾的连体凤鸟，与璧构成三角形纽，以备穿系，下方两小璧并联。这种玉饰主要出于湖北荆州和河南淅川楚墓，不见于非楚文化区。楚人最重玉璧，认为玉璧是财富、地位、身份等级的象征。

以玉石作佩饰在原始社会时既已蔚然成风，商周时期，随着玉石加工技术的提高，佩玉之风更加盛行，加上礼乐之制的规定，玉石被赋予了更多人格化的解释，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道德色彩。在众多玉器中，又以玉佩最为多见，以至于在诸侯的宾礼中往往以玉佩相赠，以示友好。

相传楚人卞和在楚地的山中发现了一块外裹岩石的美玉，他将其进献给当时的君主楚厉王，而楚国王室认为和氏贡献的只是一块石头欺骗了君王，于是楚厉王下令砍去了和氏左脚。很快楚武王即位，和氏再次进献此玉，武王则命玉工鉴定这块玉石，但仍认为和氏所献的是一块石头，砍去了和氏右脚。和氏悲痛欲绝，恸哭三日三夜，新即位的楚文王得知此事后派人除去裹在玉外之石，终发现绝世美玉。和氏璧由此成为了楚国国宝，也为日后“完璧归赵”的故事埋下了铺垫。

旅途中我们所遇的楚人穿着华丽，身着直裾（裾为衣服的前襟）长衣，织造精细，色彩鲜艳，纹样华丽。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能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蚕业，同时广泛吸收各国经验于人才，楚人的纺织技术早已在这时跃居列国之首了。

楚人浪漫，好巫又好酒，酒的品种主要有菁茅酒、醴酒、瑶浆、琼浆、桂酒、椒浆和楚沥等。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国家，楚国常年气候温暖湿润，是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发源地之一，也便为酿造业打下了基础。来此之前，我已经对楚人喝酒的讲究有所耳闻，不料东道主拿出的彩绘浮雕蟠蛇漆卮后依然难免感叹，让人联想到“画蛇添足”中的一卮酒，其大小极有可能与此器容量相当。

我们喝的是菁茅酒，即用一种菁茅过滤而成。菁茅酒盛于耳杯之中，耳杯也许就是屈原描述的“羽殇”，屈原在《楚辞》中写道：“瑶浆蜜勺，实羽殇些。”楚人所制耳杯着实精美，这一鸟云纹漆耳杯古朴秀丽，我也将其中佳酿一饮而尽。

配合饮酒的菜肴放置于浮雕龙纹漆豆上，豆是盛菜肴的器皿，上部为盘，下部为便于上菜时手持的柄。全器由盘、柄、座三部分组成。上菜时，我被这浮雕龙纹漆豆所吸引了，器表由盘至座共浮雕出三龙四凤四蛇，构成一幅极为复杂的立体图画。画面中，或龙凤对峙、或凤爪抓蛇、或龙与凤争夺蛇尾、或蛇埋头逃逸等，呈现出一派龙腾风舞、动物相斗的生动场景。

他们还不忘将香草、香木用作香薰，据说有净化空气、除菌消毒、清洁衣被的功效，正好免去了南方水乡潮气重容易导致居室、衣服、被褥容易生霉菌的情况。

欲借荆州自古难 

旅途的时光机带我们离开楚地，时光也让楚地几经辗转成为华夏大一统的组成部分。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立荆州刺史部，东西汉时皆属南郡。作为汉代十三刺史部之一，荆州横跨包括今天湘鄂两省及豫桂黔粤的一些部分。司马彪《续汉书》记载，东汉荆州全境共辖7个郡，包括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以及长沙，这一区域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区。

这时的荆州，依然延续着楚人的“小传统”，包括以红、黑色调为主的楚地漆器。荆州为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利于漆树生长，为大量漆器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汉代的漆器，也在战国时期生产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鼎盛，包括饮食、化妆、家具等各种类型的漆器，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

山字纹铜镜在这时依然可以见得。作为楚镜中最为盛行的纹饰，山字纹的出现或与其五岳崇拜有关。楚式镜常采用地纹映衬主题纹饰的表现手法，山字纹镜又一般以羽状纹为地纹，其上饰“山”字等主题纹饰。

此外，自战国晚期流行起来的蒜头壶也沿用至西汉中期。蒜头壶最大的特点就是壶口部有形似“多重蒜瓣”的凸出部。蒜头壶则是秦文化代表器物之一，随着战国末年秦统一天下，其形制传至各地方。蒜头壶作为酒器，使用功能较强，它们的颈部顶端往往有一个小孔，配有对应的青铜塞或陶、木塞，在盛酒时，可从小孔注入，后盖上塞子，酒便不会洒出，饮酒时则可以从曲颈的顶部开口倒出。

当然，新的元素也在原先的基础上得以被发明。同为蒜头壶，最早出现于战国晚期的时候仅是一种储存酒或直接饮酒器物，当时蒜头壶垂腹稍圆。至西汉，蒜头壶腹多呈扁圆状，并迅速向“礼器”方向发展，而脱离实用器的范畴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到三国之时，荆州已然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沟通中原的交通要塞，也成为群雄逐鹿之地。诸葛亮在隆中答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这时的荆州，下辖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南郡等八郡，辖境大致为今湖北、湖南二省及河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

荆州城的每一个角落都悄然诉说着三国的硝烟与传奇——曹操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欲取荆州，同时东吴政权将荆州视作立国屏障，刘备更是把荆州视作“匡扶汉室”的理想之地，可以说谁取得了荆州，谁便夺得了天下。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对荆州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荆州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一度是曹操占据襄阳、南阳；孙权占据南郡、江夏；刘备则占有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和江夏的鄂县、夏口等部分要地。

荆州城郊四公里外有一处点将台和拍马山，相传是关羽镇守荆州时，临攻前，点将和拍马演练的地点。关羽曾北攻樊城，在沔水与曹军遭遇。关羽大胜曹军，沿街凯旋，百姓夹道欢迎，此街也由此得名“得胜”。

事实上，荆州与孙吴的根据地扬州地理关系密切，没有险峻的巫山和三峡作为屏障，同属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带，交通便捷，因此联系也更为紧密。因此荆州早已在孙吴的战略中。建安十四年（209年），周瑜打败曹仁，夺南郡，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驻江陵（南郡治所）。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死后，孙权纳鲁肃之议，把自己所据部分（仅指南郡）“借”给刘备，于是刘备占有荆州绝大部分地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曹联合打败关羽。随着江陵失守，刘备借荆州计划趋于破产，从此以后，原来为三家所分隔的荆州，为曹魏、孙吴政权所瓜分，直到西晋一统天下。

孙吴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基础，而朱氏家族本身是江南著名的世族之一，朱然的舅父朱治本是帮助孙坚据守江东的开国功勋。朱然本名施然，原本是朱治姐夫施氏之子，初时朱治未有子嗣，而施然当时十三岁，朱治向孙策请求过继施然为嗣。朱然又与孙权为少时同学，结下深厚的友谊，因此当年轻的孙权接替孙策统领江东事务后，朱然被任命为余姚长，时年19岁，尔后官至左大司马、右军师，才华出众深受孙权赏识，在东吴军界是仅次于陆逊的二号人物。

即便朱然身长不足七尺（161cm），他的文韬武略颇为出众。朱然终日都以恭敬的态度生活，经常在战场上遇到急况能够大胆镇定地应对，卓绝过人。即使眼下没有战事发生，但每天早晚都严厉地击鼓，在军营的士兵都会身穿装备列队，以此举动迷惑敌军，令对方不知什么时候应该防备，所以朱然多次出兵都获得战功。

烽火连绵的时代，征战之余贵族也懂得如何生活。这趟旅途中，我们曾见赋诗饮酒、梳妆、对弈，也有驯鹰、出游，这些似乎都成了一种短暂避世的奢侈。

使用耳杯饮酒作赋是这时贵族们的一大雅趣。耳杯也称作羽觞，事实上也是由战国时期指称酒杯的“觞”演化而来，因其外形椭圆、浅腹、平底，两侧有半月形双耳如鸟之双翼，故名为“羽觞”，同时也逐渐世俗化称之为“耳杯”。为了进一步彰显其奢华的地位，这一耳杯以犀皮漆为工艺，将黄、赤、黑三色填入犀牛皮、虎皮，并附以鎏金铜釦的装饰。

朱然墓还出土了两件吴皮胎犀皮漆鎏金铜釦耳杯，杯口沿和杯耳镶鎏金铜扣，耳杯胎体为皮胎，正面髹黑漆，背面纹饰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形成的花纹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吴皮胎犀皮河豚鎏金铜扣耳杯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女子用来盛放梳妆用具的容器为奁，这类漆器形式、功能多样，大体有圆形、方形和椭圆形三类。同时也有单层、双层和多子之分。多子奁即一个母奁中有多个子奁，不同形状的子奁用于盛放不同的梳妆用具和用品，比如白粉、油彩、胭脂、假发、粉扑、梳簏和茀。

对弈时，两男子分坐两边，中间置一棋盘，前有矮足圆盘，上置食物。自战国时盛行开来的博戏用具，主要由棋盘、棋子、骰子或箸组成。六博是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棋盘上有行棋的曲道。行棋之前要投骰子或箸，根据投的结果，决定行棋的步子。

驯鹰时，两位驯鹰者对坐，手臂前举，各架一鹰，中间置矮足圆盘，上置食物。驯鹰一般在室内，设置有门窗和屏风。出游者有时也会在山丘原野间骑羊漫游。

这样的场景也被记录在了饮食器中，贵族们的生活与之日常所见之物形成互文，经由工匠们精湛的工艺被复刻成生活的艺术。正如体现贵族生活的漆盘，工匠用笔简练，以流畅的线条描绘出贵族生活的闲适惬意，该盘用色讲究，层次清楚，完美地表现了三国时代吴地漆器彩绘的高超工艺水准。

这一时期，漆器在生活中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并在上层社会中流行。除饮食外，漆也用在制作质地坚硬的木屐上。这种木屐在汉代、魏晋盛行于中国。

轻舟已过万重山

东晋永和八年（352年），荆州定治江陵。南北朝时，齐和帝、梁元帝、后梁、萧统皆以荆州为国都。唐代的荆州是陪都，称“南郡”，与长安城南北呼应。晋室南渡及唐宋末年，人口大量迁入荆州，荆州成为了仅次于金陵的重镇。明清以降，荆州有“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

荆州境内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城市依水而建、人们傍水而居。有两条对荆州影响深刻的交通要道对荆州影响深刻，其一为水陆并行的荆襄古道，其北经襄阳可经略中原，南经长江可入湖广腹地；其二是长江水道，连接吴越与巴蜀。

唐时，武则天之父武士彟（577年～635年）一度担任荆州都督，唐朝第一大将李靖、玄宗时宰相张九龄均担任过荆州刺史，作为地方战略要地，荆州也便成了仕途升迁的重要中转站。诗人李白也对荆州心生向往，从重庆白帝城出发，只需一天便可走完约350公里的长江水路，到达荆州，果真是“千里江陵一日还”。

除此之外，荆州还素有“惟楚有才”的美名。被称为“宰相文杰”的张居正便是荆州人。张居正自小聪慧过人，是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六年（1540年），张居正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在隆庆年间进入明朝内阁时，恰逢内阁政治斗争，张居正对于朝廷的政治腐败和央地关系之废弛有了深切的体会。到万历初年起任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此期间，为挽救明朝统治，在吏治和中央集权、边防和民族关系、土地关系、税赋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面对百姓税赋沉重、哀声载道的问题，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虽然一条鞭法非张居正所首创，但结合张居正的各种财政政策，一条鞭法通过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使农民有了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除此之外，张居正在任期间编纂了《帝鉴图说》，是供时年仅十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该书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圣哲芳规”，从正面讲述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为“狂愚覆辙”，从负面剖析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可见张居正的良苦用心。

我们的旅程也在感叹于张居正的励精图治和鞠躬尽瘁时接近尾声，旅途的最后一站在明城墙。据导游介绍，当时为确保荆州城墙砖的质量，下令湖北、湖南等地的各府、州、县烧造城墙砖，并实行城墙砖实名制，即各造砖单位负责人和窑匠、人夫的姓名均按照特定要求印在砖上，从各级政府管理、到具体烧制城砖的窑匠、人夫及基层组织者，构成了自上而下的实名制管理责任体系。

我们留下匆匆一瞥，只见荆州城在夕阳中的古老剪影。

图片 | 汪天飏、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王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