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协和主任讲述真实经历！贝壳公益这份报告，揭示“老去”的残酷真相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发布，将“老龄化”这一沉甸甸的议题再次置于聚光灯下。这不再是一个关于遥远未来的讨论，而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深刻的社会变迁。

政策层面已勾勒出“积极应对”的清晰路径，从健全养老体系、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到稳妥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每一步都关乎国家发展与亿万家庭的福祉。

行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深刻背景性事实正逐渐凸显：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从203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入最严峻的时期。老年人口突破4亿，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人口里程碑距离我 们并不遥远。它不仅意味着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社会资源分配将发生重大调整，也意味着关于“如何体面地老 去”的公共讨论正在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命题。

然而，宏大的叙事终需落于细微的日常。当“银发潮”扑面而来，作为社会单元的社区与家庭，我们每一个个体，真的准备好了吗？那些具体而微的“老去”日常，是否真正被我们看见？

在宏观的数字背后，老去并非一个抽象过程，而是由无数具体的生命经验所构成。它关乎个体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衰退、心理脆弱，如何在家庭和社区中定位自我，如何与医疗、住房、社会保障体系相互作用。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贝壳公益推出首份社区银龄生活观察报告《老去，我们准备好了吗》。它试图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兼具定量与定性的材料，去捕捉老龄社会中人们的真实声音，并揭示“体面”作为一个价值理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

“关心老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表示，这是报告给我们最直观的启示。每个人都在老去的路上，今日之讨论即是明日之实践。今天我们为父母、为社区里的老人发声，明天我们也会需要别人为我们发声。“体面老去”，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看见“老去”

贝壳找房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贾生平

我见过最美的夕阳，是在我同事的转述中。2024年北京深冬，他刚刚为一位独居阿姨完成跌倒报警器的安装，阿姨拉着他和志愿者来到沙发上，要求陪她坐一会儿。她说，这个位置好，正对着窗外，她每天坐在这里，度过清晨和傍晚，看朝霞与夕阳。

那个窗户嵌在墙上，像个画框，窗外高楼林立，她就这样温柔地注视着整个世界，多美啊。然而有一天我意识到，对面的视角，她藏在了日光的投影中，很少被人看见。

这些年，当我们在不同场合讲起“我来教您用手机”“我来教您防跌倒”等贝壳公益针对银龄群体发起的项目，很多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贝壳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做助老的项目？

从链家到贝壳，有一件事始终没变过—我们连接的门店和服务者一直扎根社区，与居民日复一日从“打照面”到“搭把手”，在社区已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我们希望在社区的真实需求和贝壳的能力、资源之间探索更有价值的交集，我们希望，社区有我们和没有我们会有一些不同。

我们走进社区调研时，银龄群体和他们的需求首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从上下楼难、提搬重物难、居家安全需要保障到获取身体健康知识、渴望陪伴，长长的问卷被老人们画满对勾。

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本不在问卷中的“学习智能手机”成为了叔叔阿姨们提及最多的需求。

这给我们两个启示。首先，这个需求能被主动提出，应该早已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而这些声音在此之前却没有被真正听到；更深层的启示是，即便在社区做了多年的便民服务，我们对于银龄群体的困境仍未突破很多刻板印象，对真实需求的多样性缺少理解和想象。

于是，过去的七年，我们不断整合业务和公益上的资源和能力，试图以教老人用手机为圆心，基于自身不断成长的公益专业能力，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一圈圈向更多的需求辐射，我们又陆续发起“我来教您防跌倒”“我来给您搭把手”（又名“稳当当计划”，楼道扶手安装）“独居守护计划”（原“银发守护计划”，为独居者安装跌倒报警器）等项目。

这七年，我们有了更多与老年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因此看见了他们的更多难题：家内外空间适老化的不足、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对亲密关系的需求，他们爱着什么？怕着什么？他们羞于说出口的难，背后是什么……

我们深知，“老年之难”是一个群体的困境，也是不同个体具体问题的总和，贝壳公益当下能力所及的，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也应该被看见，我们期待有更多人和更多的机构加入到问题的解决中来，因此有了这份报告。

没有人永远年轻，那盏小小的窗框外的风景可能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是家庭的未来，也是老龄化加速中每个社区的未来，而只要能“被看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搭建人生美好午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我依然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新鲜的色彩可以涂抹

主持人 倪萍

倪萍在公众面前的每一次亮相，都足够精彩。

做主持人时，第一次站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她就展现出了超强的临场应变能力。

后来，她走向了更广阔的表演天地。为了成为《美丽的大脚》里的乡村女教师张美丽，她学说陕北话，像当地人一样就着风沙吃饭，一两个月不洗头。最终，凭借这个角色，倪萍拿到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如今，倪萍还在不断创造着新的“名场面”。拿起脱口秀的话筒，她不止一次抖出现挂包袱，逗笑全场；在《姐姐当家》《再见爱人》里，倪萍又成了年轻人的“嘴替”。

年龄不是阻碍，过往数十年经历的点点滴滴，她都好好地记在了生命里。演员朱媛媛不幸离世，倪萍第一时间想起当年一起拍戏时，朱媛媛在镜头前笑着落泪的瞬间；同学迟蓬塑造的新角色火了，她追剧追得最早，回想起的还是彼此在青春岁月里的约定—要成为下一个陈冲、刘晓庆。

除了主持、演戏，倪萍还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比如写作。主持事业高峰期，她就在散文随笔集《日子》里，和观众坦诚地做了一次话筒之外的交流。

2010年，她又出版了《姥姥语录》，记录下她和姥姥相依相伴的几十年时光。

倪萍的童年，是被姥姥的爱焐热的，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她就把姥姥从山东接了过来。当时，全家只有一间朝阳的屋子，倪萍留给了姥姥。姥姥裹了小脚，走路不方便，倪萍给她准备了专用洗手间，坐便器的两边都安装上了防跌倒的扶手；客厅也弄得跟舞蹈教室似的，一整面墙都有“把杆”。

如今，她又把90岁的妈妈接到身边，共同面对老去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也开启了母女之间新的相处方式。倪萍能感觉到，曾经强势的妈妈开始依赖她，自己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

很多人给理想中的老后生活，打上千篇一律的柔光暖色，但倪萍却不拒绝更多的可能性，她希望自己和年轻时一样，每天都有新鲜的颜色可以涂抹。

倪萍喜欢的一位画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说过：“根本没有天分这回事，要卷起袖子才有艺术！”从做主持人、演员，到现在写书、画画，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但她足够执着，从不惜力。

倪萍仍然在成为理想中自己的路上。她相信，接下来的路或许艰苦，但依然快乐。

以下，为倪萍的讲述。

伸开手脚干自己很热爱的事，我精力很足大家最近总能看到我。在综艺《姐姐当家》里，我批评了三宝。那天之前，我见到了万千惠的妈妈，三宝的丈母娘，她看见我就哭了。我一下特别难受，当时就跟她说：你等着，我明天收拾三宝去。

不久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来蹭蹭迟蓬的流量》。我写老同学迟蓬，就是因为看到了《生万物》里的大脚娘。从第一集开始，迟蓬的演技就把我给震住了。直到最后一集播完，我开始动笔，一万字很快就写完了。

写这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年轻的时候跟迟蓬约好，她成为陈冲，我成为刘晓庆。那天晚上，满天的星星特别亮。几十年过去，我们各自努力，可以说那晚的星星没白看，我们虽然不是最亮的那颗，但我们一直都在闪烁。

之前回忆朱媛媛的那篇文章也是这样，一种情绪推着我写。白天听到传言，我根本不敢相信。直到晚上，我都要睡了，躺在床上看到她去世的消息被证实，我一下子就说不上的难受，好像有口气憋住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我立刻坐起来，半个小时就把那篇文章写完了。22年前，我和她一起合作电视剧《浪漫的事》，在剧里，她演我妹妹。印象最深的那场戏是我们给妈妈办婚礼，三个女儿围着妈妈，给她缝裙子。媛媛一拿过针，就笑，同时眼泪一直往下滴答地掉。我在她身边，特别受感染。所以她就这么突然走了，我真的不敢相信。

朋友问我，你怎么写得这么快，还都是细节？其实是因为我的记忆力一直特别好。应该记住的故事，时间、地点、感情的点点滴滴，我都留在生命里了。现在，我对人的体会比年轻的时候更深，那些曾经出现在生命里重要的人，我接下来准备动笔，一个一个地写。

还有人可能问，我这么大岁数了，怎么精力还这么旺盛？录《姐姐当家》，一期节目最少录12个小时，每个人中间只有20分钟吃饭的时间。《再见爱人》的录制干脆都在草原上，连续两天时间，我们从上午9点钟一直录到凌晨一两点，恨不得早晨6点就得起来化妆，我也一点儿不觉得疲惫。而且最关键的是，录节目不止要用脑子，还得用心说话。没有人逼着我去做节目。为什么我乐意去做这么多事情？因为能伸开手脚干自己很喜欢、很热爱的事情，就不觉得累。如果你让我去应酬，比如不太熟的一群人一起吃饭，我就觉得没有精力。不愿意做的事肯定没精力，我愿意做的事，精力就很足。

之前，我从来不上真人秀。我觉得自己这么大岁数，不能在综艺节目里跟年轻人一起“闹”。后来真上了《再见爱人》《姐姐当家》这样的综艺节目，有了很多“名场面”，年轻人还说我成了他们的“嘴替”，我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表达这件事。

坦率地说，我语言风格的改变完全是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语言风格就是口语化，同时非常精准。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传记，其实就讲了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使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考，那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所以，人要诚实地、准确地说出一切。

我除了诚实地面对问题，我也不希望把别人逼到墙角，或者要拿话捅别人两刀。我有时候就得想着把刀磨钝一点儿，不得不捅的时候，也先在自己心里试试。我能跟三宝那么直言不讳，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私下就很熟悉。在这样的综艺节目上表达自己，其实并不容易。

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依然在不停学习，不停地补充能量。这样我才能够越来越从容地表达我自己。

我依然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新鲜的色彩可以涂抹

身份证上写的那个数字，说我已经66岁了，是个老人了。

但是真正这个年龄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准，因为1000个人的生活，有1000个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年龄。

我意识到自己年龄大了，是早前有一段时间，来找我演戏的不少，但绝大多数是演一个老太太，演一个妈妈、姥姥。

退休这件事，也在几年前，我60岁的时候来了。理智上，我当然知道人不可能永远在工作岗位上，但我也真的不期待退休这一天到来。

去年5月7日，我摔了一下。倒是没觉得很疼，只是摔倒一下子让人产生了一种恐惧。

克服它的方式是运动。从那之后，我真正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开始注意增加腿部肌肉力量，也只有锻炼才能让身体衰老得慢一点。

在这之前，我运动都是被迫的。比如我身体胖了一阵，必须运动减肥。但现在，我运动完全心甘情愿，不给自己的懒惰找任何借口。

哪怕今年夏天这么热，我的运动都没有暂停哪怕一天。对我来说，运动必须像每天三顿饭一样按时出现：早晨趁着天气凉快，在小区里走上几千步；中午太阳升起来了，就在家一边蹬动感单车，一边看电影，有时候能连着看完两部；晚上再做几组深蹲。

但也是直到60岁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做主持人、拍电影，后来又去画画、写字。现在，我依然对未来有很多好奇，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新鲜的色彩可以涂抹。

画画这件事，我也想不断进步。之前，有记者采访被叫做“天才画家”的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他说：“根本没有天分这回事，要卷起袖子才有艺术！”

我很相信这句话。其实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口天分的井，肯挖的人就一直卷起袖子挖，直至挖出想要的水。我常告诉自己，我有天分，只是还不够努力，应该更好。这些年，我光是撕掉的画就有几千张。朋友、家人看见总是舍不得，我就锁上门撕。我就是想逼着自己进步，去找“井里最纯净的水”。

从做主持人、演员，到现在写书、画画，我认为我一直是从没有天分开始，但我执着，从不惜力，我永远愿意“卷起袖子”，因为我相信努力之后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衰老不可挽回，但爱可以非常具体

老去的路上，我其实不是一个人。在我变老之前，我亲眼看到了身边的人是怎么一步步变老的。

前几年，我把我妈妈接到北京，和我一起生活。她94岁了，几乎看不见，听力也衰退得很厉害。

我妈妈特别眷恋生活，也因为这一点，我特别想让她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去年夏天，她还跟我说，一定要去医院再看看眼睛，想试试还有没有希望。我其实知道，她的视力已经完全坏了，但我没说。我们一家人推着轮椅，打上车，重新带她检查瞳孔、视野。两天之后结果出来了，我拿着报告一项一项念给她听，直到那个时候，她才彻底放弃。

衰老有时候就是突然发生的。有一天，妈妈突然“糊涂”了。早饭吃南瓜馒头，妈妈问我，这是食堂做的？我告诉她，这是保姆小刘给你做的。妈妈说不是。

又问我是谁，我说是你闺女。妈妈依然说我不是。吃了早饭，运动了一会儿，妈妈又好了。好在是虚惊一场。每个人都得接受事实，衰老是不可挽回的。就像我姥姥说的，“天黑了，太阳要落山了，谁也挡不住！”

人老了有时候是一件挺悲伤的事。因为有这种悲伤，我开始重新学习和我妈妈相处。作为一个照护者，我开始妥协，开始哄着她，就当她是一个小孩。

我们陪伴彼此的时间太有限，我不想留下遗憾。

这几年，我和妈妈的相处方式也在慢慢改变。她开始依赖我，我成了主心骨。有好多事，只有我说，她才愿意听。最近医院给她开了一些通便的药，医嘱是上、下午各半袋，她非要加大剂量，各吃一袋。小刘怎么劝都没用。我就直接告诉她，老人腹泻很危险，“听我的，明天就好了”。只要我出马，就准能降服她。

第一次感受到妈妈对我的依赖是她90岁那年，我回到青岛陪她过年。一到家，我就发现自己的被子放在了她的床上。她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让我和她一起睡。我当时特别惊讶，这是我小时候都没有得到过的待遇。

夜里，她一直给我掖被子，我不敢睁眼，怕自己哭出来。因为我想起来她跟我说过，“咱们能一起过年的日子不多了”。

就是这样的时刻，让我学会跟童年的自己和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妈妈的关系都很拧巴。我之前一直觉得，她对哥哥比对我好。小时候，早上起来，妈妈能给哥哥煎个荷包蛋，我的饭就是用剩下的油煮一锅白菜。一筐苹果，哥哥能挑走好的，我只能啃带虫洞的。

我心里难受的时候，都是姥姥开解我。她告诉我，我妈妈也爱我，只不过那份爱上面涂了“辣椒”。我妈妈最喜欢的家具是家里的洗脸架。但从我开始需要梳小辫起，妈妈就先是一寸一寸地往下锯架子腿，再一寸一寸地往上钉，为的就是让我不用弯腰也不用踮脚，正好能照到镜子。当一个人总是回忆往事，他可能已经变老了。但回头看的同时，我也一直朝前看。

我姥姥常说，人不能安于现状，总在半山腰上有什么意思，得去山顶上看看，就算上不了大山，可以上小山。我一直按照她说的去做。

直到现在，我心里想象的那个自己与我还有很大距离，追求自己的过程很艰苦，同时也很快乐，因为我离我自己知道的那个我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也这样祝愿每一个迈入老年阶段的人，每一天都要学会为自己好好活着。（结合《人物》访谈、倪萍所著《姥姥语录》与公开演讲整理而成）

一位老年科医生，如何面对老去？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 孙晓红

变老意味着什么？老年人应该怎样应对身体日复一日的变化？他们的疾病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孙晓红作为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有足够的经验来解答这些问题。孙晓红医生诊治过上万名老年患者，每一种症状都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她的工作是要寻找水面之下的部分。

在她的病房里，有的老人一到夜里或傍晚就血压飙升；骤然消瘦的老人，但各项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有的老人反复烧心胸痛，按照胃食管反流治疗却没有缓解。很多时候，孙晓红医生像一个缜密的疾病侦探，要找到症状背后的真正病因。很多时候，治疗病人躯体疾病的同时，更要了解疾病背后的心理因素，更多时候需要身心同治。据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化社会。

在老年科工作，看似只是在治疗老年人躯体的疾病，实际上也在回应他们对尊严、安全感的需求。更是一次又一次尝试回答现实的问题—我们将怎样老去？这个过程能否尊严而体面？

以下，是孙晓红医生的讲述。

“疾病侦探”

老年科医生很多时候要像侦探一样有足够的耐心，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入手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病因。

过去，大部分来门诊看病的都是五六十岁的“年轻老人”。但是最近的变化相当明显，90岁高龄的老人都不鲜见了。老年患者就诊常见的诉求是：医生，喝水总是呛咳怎么办？过去好吃的东西现在吃起来没有胃口了，我最近总是忘事儿，医生能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吗？是衰老了吗？是不是有认知的问题了？ 我一听就很惊讶，老年人们甚至连医学术语都用得极其准确了，这说明老年人其实对自己的健康状况 特别关心。他们担心未来能不能自理，担心给家人增添麻烦。这种担心、焦虑情绪也会引起身体的变化。 临床研究提示，情绪和人的躯体症状息息相关。

我的病房里就有这样一位老人，80多岁，高血压病多年，长期药物治疗，最近一个月的血压波动较大，门诊医生未发现器质性问题，入住协和的老年科病 房。住院期间观察到老人的血压波动时间非常固定— 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只要一到这个时间，血压很快飙升。

经过详细沟通才发现，这种变化就是情绪导致的。这个老人一直住在小女儿家，由两个女儿排班，交替照护。大女儿退休了，每天早晨就来陪她，到了傍晚 就要回自己的家给孩子做饭。小女儿还在工作，每天 晚上六点左右才能下班。而每天下午四五点，正好是 两个女儿交接的“空窗时间”。这一两个小时里，老人必须独自在家。老人一想到家里没有人，必须自己应 付可能发生的情况，精神就高度紧张，因为情绪直接引起了血压的变化。

从这个案例来看，如果单纯询问病人的病史，而不是走进老人的生活，医生很难发现症状背后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要认真去倾听、观察老人，捕捉每个看似与疾病不相关的细节。

在与老人的交流过程中，应细心观察老年人的眼神、语言、微表情的变化。比如一些焦虑的病人，在沟通过程中很可能就会有搓手、抖腿的小动作； 又或者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他的脸一阵一阵泛出潮红，额头不停地冒汗。这些细节都能帮助医生判断老年人的精 神心理状态。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了解老年情绪变化的隐蔽性。当老人反反复复不舒服，又没有明确的器质性损害表现，就要意识到，症状或许是一种提示，要更加关注老人的精神心理状态。 有时，一个老年人不适症状的背后可能就是一段 心酸的故事。最近有一个60多岁的男性，说自己吃不下去东西，但各项检查结果没有异常提示。

我能感受到他情绪不好，有些焦虑。但他很快否认，解释自己有退休金、生活条件很好，孩子都很孝顺。如果全然相信他说的话，不再继续追问，患者可能仍然带着不适症状继续寻求治疗。

我继续问他是不是做了其他检查，需不需要解释一下检查结果。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一样一样地把自 己的检查单拿出来。他看着单子上写着确诊Barrett 食管（主要是胃食管反流所导致，其不良结局可能与食 管癌有关），立刻就很灰心地说，自己知道，这个病是食管的癌前病变。

他对疾病的焦虑，埋藏得很深。后来他才说起， 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退休之后，得了消化道肿瘤去世的。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一直就存在对疾病的恐慌。

现在，他到了和父母离世时相同的年纪，这种紧张就会表现成各种各样躯体不适的症状。老年人和年轻人不同，需要人通过问句一点一点打开他们的心。

对大多数病人来说，来协和之前，他们可能已经辗转了很多医院。他们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

一个老年女性，因为心脏疼痛，看过心脏科、呼吸科，有些医生把她的症状当做胃食管反流来治疗，症状仍不缓解。最后，她就诊老年科。

在门诊，在耐心的沟通下，她才把自己的整个人生故事说出来。在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之后父亲很快就另娶，给她找了一个继母。继母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后，对她不好。最后对她致命的打击， 是父亲的遗产分配。老家的房子最终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按理来说，她也有继承权，可最后什么都没有分到。

房子不是最关键的症结。她只是通过这件事，认为自己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家庭的温暖，从来不被亲人重视。这种情绪很快变成躯体化的症状，包括胸痛、 胸闷。后来我给她用了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之后，症状很快缓解。

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医生没有用心，而是老年抑郁症相当隐蔽，本身也很难识别。对于传统的中国老年人来说，他们羞于表达情感，更不会把痛苦的事情 告诉子女、熟人，但到了老年门诊，他们反而能释放 出来。

其实每一个老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看病不只是治疗躯体症状，更要关注他的情绪、生活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设身处地感受他们的人生境遇。

敲响老年科的大门

大部分老年人来老年科就诊的过程比较漫长。一旦身体有了不舒服的症状，子女就会直接带他们看相应的专科医生。

这样很容易让老年人陷入茫然。我接待过最典型的一类老年病人就是突然消瘦。大部分老人出现这个 症状，马上就会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严重疾病，比如消化 道肿瘤。但查完胃肠镜、CT、核磁、肿瘤标志物等，检查结果都显示是阴性之后，他们接下来就不知道该去什么科室、看哪个大夫了。

大部分老年人的症状背后，不只有一种疾病，可能还和其他疾病的表现缠绕在一起。这个时候，老年科的作用是综合评估老年人的状况，之后再把他们症状的信息完全整合之后，给出一个系统的诊疗意见。有时候，一个老年科的医生完全可以解决病人的问题。

如果需要其他专科医生的帮助，老年科也可以帮助病人完成更准确的“分流”。

疾病的答案就藏在细节里。其中一个因为消瘦来找我的老人，就提到最近自己因为血糖升高，吃上了降糖药二甲双胍。这个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引起病人消化道不舒服，包括腹胀、没有食欲。

有时候答案可能相当简单。有一次，我发现老人消瘦其实只是因为他开始注意养生，避开了高热量的食物。摄入的少了，人自然就瘦下来。

这也是老年科门诊和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我们问诊的时间一般会持续30分钟左右。老人疾病的特点就是隐蔽，一个症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种疾病互相作用。如果医生只是简单对症处理，很可能没办法真正解决老年人的痛苦。

相比起年轻人，老年人的身体情况更加复杂。按照现行退休政策，目前以60岁退休后开始进入老年期对老年人进行划分，60-69岁人口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人口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人口称为高龄老年人口。

但对老年科来说，除了年龄之外，我们评估老人的维度会比较多，主要分为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可以说这两项功能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相对来说，子女、照护者，更容易发现躯体功能的衰退，而认知功能的障碍相对来说更加隐蔽。

我最近就想起身边的一个例子。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的大学女同学就常常抱怨自己的奶奶突然性情大变。她是奶奶一手带大的。为了让奶奶好好养老，她结婚之后，就把奶奶接到了自己的小家，三口人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奶奶就开始跟她抱怨，指责孙女婿偷了自己的养老钱。当时大家觉得就是“老小孩儿”，没有多想。我的同学也只是问奶奶丢了多少，再私下补给她。现在回过头想，其实这就是老人的认知功能出现了问题。

当老年人排除躯体疾病，性格突然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就要意识到可能是认知功能存在障碍。医生除了要治疗老年人，有时也要帮助照护者客观看待疾病。就像我同学一样，也有很多照护者没有意识到，甚至不愿意接受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正在衰退。

今年，我接诊了一个老年女性。她主诉自己肚子胀，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她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断用手揉肚子，同时和我也没有任何眼神接触。我意识到，老人可能存在认知功能的问题，她并不是故意避开我，而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反应的能力。

她的老伴甚至提到病人记忆力也在减退，但当我说到去内科看认知障碍门诊时，家属几乎立刻回答：“不用（去看病），她挺好的。”

这个时候，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家属知晓、接受老人认知功能的变化。拿出最最直观、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呈现给家属。

最后，我就选择让老年人做了画钟试验（CDT）。这个测试就是要求老人在白纸上独立画出一个钟，然后按照指示标出指定的时间。这个测试看着简单，但其实需要许多功能的参与—记忆、设计、计算能力、时间和空间定向概念等等。

当时，我让病人在白纸上画出8点20分或10点10分，测试下来，发现病人画出来的钟表错得千奇百怪。

这个时候，家属才真正意识到和承认病人存在认知的问题。一方面，疾病是逐渐变化的，家属每天和病人在一起，很难察觉这种细微的变化。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属很可能从情感上就不愿意接受身边人已经老了，总是更乐观地估计老人的健康情况。

让家属和病人同时接受自己身体情况的变化，也是老年科医生很重要的工作内容。

体面老去，有多难？

评估老年人能否“体面”生活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他能否独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老人能独立行走、乘坐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说明躯体功能不错；能用智能手机的软件找到陌生的地方，就证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也基本没有问题。

一次摔倒可能会同时削弱老人的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这是我在进入老年科之前，从来没意识到的问题。

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老人的摔倒。80多岁老人身体状态特别好，自己上楼没有问题。“非典”时期，儿子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照顾，没想到，当天老人就摔了一跤。

老人不适应新的环境，没坐稳，滑落到地上。到了医院检查，发现是髋关节骨折。

摔跤之后，老人的变化非常大。首先就是活动半径快速缩窄，原来每天步行5000步，跌倒后只能坐着轮椅外出。

更严重的问题是，老人摔倒之后，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迅速流失，严重者可导致吞咽无力，最后就会出现反复的吸入性肺炎。

这种衰退可能是相当缓慢的过程。我们要把老人看作一个“全人”，也就是脱离具体疾病，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对老人来说，跌倒不是单一的事件，很有可能带来很多滑坡式的改变。

有一次，我的门诊碰到一个女儿带着她骨折的妈妈来复诊。她已经算是在康复医院很努力复健的病人了，但是回到家里，失去专业训练师的督促，老人也会偷懒。同时，骨折过的位置，一定免不了疼痛。越疼，

老人就越不想动，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当2023年，贝壳公益“我来教您防跌倒”项目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希望帮助老年人掌握科学的防跌倒方法，也把这种健康的生活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其实，我2017年才开始进入老年科，之前是消化科的医生。开玩笑地说，我其实就是被同事“忽悠”来的。

当时，我们一起去听了几堂课，都是全新的内容。其中一堂课讲安宁缓和，对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进行积极的照顾，主要就是告诉医生、家属，如何科学处理终末期病人的症状。另外一堂课是让病人预立医疗 自主计划，就是让一个人在意识清楚，也有决策能力的时候，提前针对自己病情恶化、无法做出判断的情况，制定医疗照护方案，并指定医疗决策的代理人。

每个名词都是全新的。我一直对全新的东西特别好奇。这些课程带给我的震撼特别大，仔细听完之后，我立刻意识到老年科其实涉及的是全人的照护，以后不管碰到什么生命阶段的病人，我都知道后续应该怎样治疗、护理。任何人，都有机会体面、有尊严地老去。

之前作为消化科医生的时候，很多终末期肿瘤患者，既没有手术的机会，身体状况也不能再承受放化疗，我就会告诉家属，病人已经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 了。通常这个时候，家属就会可怜巴巴地望着我，问， “那现在我们还能怎么治疗？”

那一刻，我特别无奈，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病人和家属只能失望地离开医院。但安宁缓和、预立医疗自主计划都可以帮助病人很体面地老去、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当一个疾病已经不能治愈的时候，仍然可以改善、减轻患者的痛苦，这是医生、患者双方都迫切需要的。

这个科室带给我最大的成就感之一，就是我们把这种全新的理念带给了更多病人、家属。

很多年之前，一个女性肿瘤终末期患者的儿子找到我，当时患者本人已经不适合再做更多治疗。她的 儿子就来咨询接下来怎样提升母亲的生活质量。我告诉他，现在应该去询问他母亲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的 需求，满足她的愿望。他当时没有反驳我，但是回家之后也没有按照我的医嘱执行。这也可以理解，在传统 文化里，我们本来就会回避死亡这个话题，更害怕跟 老人谈起。

但两年之后，他又走进了我的科室。因为他的父亲走到了和他母亲相同的人生阶段。当时他一落座就 说，特别后悔之前没有听我的意见。这一回，他一定把治疗的全程都跟父亲解释清楚，最后的医疗决策权也 要交给父亲。

那一瞬间，我非常有成就感。一个人生命最后的阶段，大多包含了很多痛苦，有病人躯体、精神上的痛苦，也包括照护者的痛苦。

而老年科，就相当于在患者、照护者之间搭起一个桥梁，能同时减轻双方的压力。当更多人能认知到生命的短暂、人生的价值，这个时候，谈论死亡就不再那么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