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田沧海，根脉永续：说苏州澄湖遗址

文博时空 作者 翟德芳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大学读书时，张忠培先生给我们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讲到良渚文化，说这个文化出现了最早的刻符，也就是原始的文字符号，但在哪儿出土的我记不清楚了。后来，大概在80年代中叶，读考古报告，才知道这个刻符出土于江苏省吴县的澄湖遗址，从此记住了澄湖这个地名，不过一直也没有看到实物。这次长三角之行，我将澄湖列入必到地点，期望能有实地考察的机会。

进入江苏，我就开始留意关于澄湖的信息，但在南京博物院没有看到太多有用的资料，到苏州之后，在苏州博物馆也没有更多的发现，倒是明确了澄湖遗址现在被湖水淹没，已经不存，心中很是失望。但在山穷水尽之时，却有柳暗花明之喜。在苏州，知道还有一家“吴文化博物馆”，距我所住的酒店又不远，于是前去考察。我本来以为这个“吴文化”是“吴国的文化”，却不料人家是“吴地的文化”，在这个博物馆里，我竟然看到了澄湖遗址的专题陈列，真是喜出望外！基于吴文化博物馆的陈列材料，我得以拍到不少文物的照片，又翻查资料，遂有了本文的内容。

古井遗珍

澄湖本是面积约为45平方公里的湖泊，又名沉湖或陈湖，为古太湖的残迹。1974年，原吴县车坊公社在澄湖西岸承德和大姚之间的前湾、大姚和乍墩间的后湾及乍墩和席区之间的马塔湾筑起三道大坝，围湖造田。抽干湖水后，在湖底发现大批古井，当地农民在井中挖出很多文物。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化馆闻讯，赶至现场进行调查发掘和文物征集。考古工作自当年4月持续至6月，发掘古井150余口，出土及征集到文物1200多件。

遗迹遗物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到历史时期的唐宋时代，时间跨度达5000年。后来，在2003年9月下旬，甪直镇郭巷村一带围湖取土，又发现湖底古代遗存，苏州博物馆和吴中区文管办经过2个月的调查发掘，发现水井402口、灰坑443个，出土各类文物近500件，包括崧泽文化时期的彩绘陶瓶、黑皮陶壶，良渚文化时期的提梁壶，西周时期的陶尊，东周时期的铜削等。

澄湖遗址发现了距今55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的原始村落，其居住区内有房址、窖藏、水沟、水井、灰坑等；居住区外有水田、池塘、水沟、蓄水池、水口等。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旁边有圆角长方形窖穴，水井、灰坑分布在房址周围，最早的水井年代为距今5500年左右。居住区的东南面有425平方米的池塘，池塘的西端及北、西两岸分布有20块水稻田，水田与池塘之间有高低落差。池塘与水田有水沟作为排灌系统，而水田之间也有水口、水路串联，高处的田块旁则由水井供水。澄湖遗址崧泽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及相配套的池塘、水沟、水口等农用排灌系统的出现，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人类种植水稻技术较马家浜文化时期进步，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水稻种植史极有意义。

澄湖遗址的文物以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最具特色。这些器物大多发现在水井里，以汲水器为主，形式以罐、壶类居多，可能是在汲水过程中掉落井中的，因而大多完整。陶器中不乏模拟动植物形态的器物，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皮囊壶、葫芦罐等，充满艺术想象力。其中的黑衣陶鳖形壶高10.6厘米、口径4.7厘米、腹径17厘米，头部有壶嘴，身后有尾巴，腹部胎壁极薄，工艺要求很高。

在1974年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画兽面纹陶罐，其上刻画五组图案，有人推测分别是蝶、鸟、猫、鸡、蛇等动物形象；有人则认为这是表现鸟从昆虫的身体里面破蛹而出的蜕变故事；也有专家推测，这五组图案可能是在讲述当时聚落内流传的一个故事，比如族群何来之类的开天辟地或者神话故事，因而认为这一刻画图案对研究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对良渚文明的影响都极有价值。

五个连续的刻符

说到声名远扬的良渚文化刻符，我在吴文化博物馆终于见到了实物。刻符是刻在一件陶罐之上。这件陶罐也是出土于水井之中，口径8.8厘米、高12厘米，呈鱼篓形，敞口直径，鼓腹平底，带有两个贯耳，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陶罐器表的刻划符号公布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众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及古文字学者纷纷加以解读。学术界的一致意见是，这四个符号排成一列，构成有序组合，已不属象形的图画，而是规整度较高的抽象符号组合，在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中具有突出价值。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的符号总数已超过600个，但绝大多数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极少有多个符号连缀成组的形式。因此，澄湖遗址发现的这组连续刻划的四个符号，表明距今5300至4300年的良渚文化时已产生了“组词成句的正式汉字”，比殷墟甲骨文早1000多年。

它们是什么字呢？其含义又是什么呢？这组刻符出土50多年来，对其的解读持续不断，李学勤先生释为“巫戌五俞”，读作“巫钺五偶”，意为神巫所用的五对钺；饶宗颐先生释为“冓戉五个”，为越族的表征；董楚平先生读作“方钺会矢”，意指越国会盟。

有人结合良渚时代的社会背景，从思想信仰和社会阶层方面对四个符号的释义进行解读，认为四个符号分别代表了良渚先民心中的宗教信仰和宇宙观，以及王、巫觋和族三个阶层，表达了良渚先民的社会分层观念。

也有人认为这个贯耳壶只是一种普通的水器，又发现于一口废弃的井中，壶上的刻符看起来很随意，不像是记载了“方钺会矢”那样的重大事件，或许只是对贯耳壶本身所作的说明，如所属、编号之类，甚至可能是最早的“物勒工名”。还有人认为这不是文字，而单纯是某种符号。

2015年，在良渚博物院编著出版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中，刊布了这一刻符多角度的高清照片及摹本，完整呈现了澄湖刻符的细致面貌，编者认为，该组刻符应断为五个字符，但未作释读。按照这一最新的解释，多出了一个字，这一刻符的含义就更加丰富了。讨论文明的形成，文字出现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城市，出现了王权，如果这一刻符确实代表着有具体含义的文字的出现，那么，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立论就更为扎实可靠了。

澄湖的前世今生

从考古发现看，澄湖这里远在5500年前就有人类聚落，之后连续不断，良渚文化时期还很繁荣。据《越绝书·吴地传》，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曾筑有摇城，“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王摇居之，稻田三百顷，在邑东南，肥沃，水绝”。吴越的王室贵族们先后都居住在这里，此处应该是一处很重要的城邑，今天湖底出土大量出土的印纹陶器和大批当时的水井，也证明了当时的繁盛情况。

根据考古发现，直到宋代，这里尚未形成大的湖泊。那么，澄湖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兴盛了数千年的聚落和城市为何被湖水淹没呢？

《尚书·禹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太湖古称震泽，三江一般认为是吴淞江、娄江、东江。历史上，由于有吴淞江、娄江、东江下泄太湖之水，太湖得以范围稳定，像澄湖遗址这样的太湖周边地区，以水土之利而逐步发展繁荣。8世纪后，随着周期性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三江水宣泄不畅，一些洼地便开始潴水成湖，澄湖畔的寝浦禅林寺清顺治十八年（1661）所铸铜钟上有“天宝元年地陷成湖”的铭文，即是此地开始积水成湖的反映。澄湖的最终形成大约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待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澄湖已被列为秀州四大湖之一。

澄湖的形成，不仅有自然原因，也同人祸分不开。北宋末年，辽、金与宋连年征战，宋徽宗又重用朱勔、大搞“花石纲”，江南人民备受骚扰，民不聊生，官民无力于太湖水系的疏浚，导致三江相继淤塞。此外，据研究，宜兴商人为了将竹木通过太湖运往浙江，拆毁拦阻荆溪之水进入太湖的“五堰”，使得原来北注长江的荆溪水改道流入太湖，加大了太湖水量；同时朝廷为调运东南地区的大米进京，修筑吴江长堤，堵住太湖水下泄入海的通道，都加剧了太湖的水患。太湖流域自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至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数十年间发生了七次大水灾，澄湖地区大概就是在这时被淹没的。

5000多年里，澄湖地区由桑（稻）田而沧海（湖），见证了文明的发生与进步，更因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而湮没不闻。得益于考古工作，使那些文明的发光之点重现于人世，令我们慨叹中华文明的生生不已，接续重光。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