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这些年，这两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人提起。它似乎变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古语有言，“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读黄晓丹的《九诗心》，便隐隐有这样的体会。她的回答里，有柔软，有坚定，有向往，真情弥漫于书的字里行间。

《九诗心》

黄晓丹| 著

理想国|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11月

当作者拿起笔，有时候就意味着回答。而我相信，我的感受也不是来自我的一厢情愿，这确实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黄晓丹老师所时常面对的问题。问题揪住了她，她不得不回答，于是她回答了。

在《九诗心》的序里，黄晓丹回忆起自己10年前在温哥华求教于叶嘉莹先生的经历。她感慨于先生的很多学生都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中有艺术家、工程师、律师、金融从业者、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主妇、正在攻读学位的理工科学生。……近年来，我也遇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读者，他们意识到自己亲身触及与古代诗人类似的生命问题，因而对古典诗歌产生了亲近的愿望。”

很可能就是这些读者以及她学校的学生，使得黄晓丹更密集地思考：“文学应如何回应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启发性的答案？”这个疑问，她也写在《九诗心》的序里。

黄晓丹引用二十世纪思想家汉娜·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里的一段话，我把它视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汉娜·阿伦特提到的“某些男人和女人”，具体到《九诗心》，便成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渊明、杜甫、欧阳修、李清照、文天祥和吴梅村。他们的生命和作品点燃了很多人。黄晓丹要做的，就是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自己的解读，让更多人看到它的光亮。

对了，这本叫《九诗心》的书有一个副书名，叫“暗夜里的文学启明”。

所有的艺术，都是走投无路时产生的作品

《九诗心》里，9个诗人面对各自时代自己遭遇的问题，做了自己的回答。

比如屈原。一般把他表述为：一个遭小人暗算陷害，被迫流放，最后看到国家沦落如此，自沉汨罗江的爱国诗人。黄晓丹认为，他还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先行者。这两个时代的巨大断裂，让屈原感到痛苦。他有机会进入到神话世界，但却抵制住极乐和永恒的诱惑，认领了作为人的生命的短暂、无依、平凡。

还有李陵，一个战败被俘、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流亡者。他活着已经毫无意义，但仍然背负着整个世界的恶意。黄晓丹把他比喻成一匹胡马。“它默默低着头，站立耐受风雪，毛与冰雪结成一体。幸福、成就、英雄气概，生命的一切光亮都因流亡而被永远扑灭了。他的存在成了里尔克所写的那样：谁还会说起胜利呢？忍耐就是一切。”

还有遭遇瘟疫的魏文帝曹丕，在东晋动荡岁月里辞官归园田居的陶渊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遭遇北宋灭亡、流离失所的李清照，遭遇南宋灭亡、战败被俘、从容就义的文天祥，还有经历明亡的吴梅村……比较而言，9个人中，只有欧阳修不那么惨，他是一次次被贬谪。

这些人的经历，让我想起里尔克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的艺术都是人们面临危险，遭遇了某种经历，走到了道路尽头，再无前路可走时产生出来的东西”。它和司马迁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和黄晓丹的老师叶嘉莹喜欢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出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致。

但写作者更重要的，不是道出人所在时代的危险，而是讲清楚他们在各自危机中的不同反应。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做？为什么他们能走得更远？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给人温暖，引发共鸣，而更多人却没有？对此，黄晓丹都做了精彩而恳切的回答，尽管我在有些段落也会嘀咕，“这不是唯一的答案”。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所有人都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有人疯了，有人被杀，有人苟活，有人整日谈玄，有人走进山水，有人活成了阮籍、嵇康，有人则成为陶渊明。

而陶渊明常给人以误解。一般人往往认为他就是一个写隐居田园之趣的诗人，写了很多优美的诗句，比如“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好风从东来，微雨与之俱”“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大背景。正如黄晓丹所说：“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不仅读诗人的某首诗，也读他的全集。黄晓丹通过对陶渊明诗歌更丰满细致的解析，让人看到陶渊明对死亡的凝视，以及他知道：田园生活，也处处伴随危机，野草深处是坟冢。

而这，恰恰说明了陶渊明从事躬耕的意义。他不是一个田园诗人，而是一个人生诗人。用黄晓丹的话来解释就是：陶渊明那“草盛豆苗稀”的耕种，与西西弗斯把永远要滚落的巨石推到山坡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借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把那朵干枯的花重新放回树上”

作者的写作是和生命相关的，而读者要想通过阅读其作品真正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唯有把自己的生命感受放进去。

《九诗心》里，有很多这样的瞬间。

比如在《杜甫：生活的慰藉》这篇，黄晓丹写道：“2020年的春天如此蓬勃，人类却注定失去了它。这时我忽然想到了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其四》：‘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时至今日，我已经不能很好地复原当时如同身处冰河时代的感觉。记得当时北方还是雪天，李文亮去世不久，有一条视频在网上流传——一辆车行驶在北京空空荡荡的东三环高架上，不知道要开向哪里。在江南，杜甫仿佛隔着河滩，以一种相信我必然能听懂的平实口气念出这首诗。这首诗忽然活了起来。”

而在《陶渊明：生死的辨正》这一篇，黄晓丹讲到自己上课讲授陶渊明《归园田居·其四》时一个学生的发言。她把它评价为“一个很天才的发言”。原诗如下：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这个学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陶渊明带子侄辈去‘步荒墟’，不是带他们去游玩的，而是去开示生死之理的。因为你跟一个年轻人讲生死是怎么回事，他没有感觉，但是你带他到废墟中间去看这些地方，他就有感觉了。……‘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写得真是精彩。历史上那些伟大、显赫的人，他死之后能够留下一些功业、名胜、传世巨著，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死后留下什么？就是留下一个我们用过的灶台，留下一口我们打过水的井。人们常说的‘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这就是我们普遍的生命。”

进入诗人的某部作品里去，在他的某句诗或者某句话前低回不去，像含一个橄榄，品尝和回味它的味道。但有时候，这对读者很难。

黄晓丹坦言自己，在听完这位学生的发言后，“当时就感动了”，因为她自己没有过农村生活，对“井灶有遗处”没有经验。她说，自己对它们的感受还不如对鲁迅《社戏》里躺倒在松柏下的石羊石马强烈。

诗歌能让人看到自己的局限，让人走得更远。黄晓丹在《九诗心》里讲了许多类似的例子。

在课堂上，黄晓丹没有成为照本宣科的老师，也不想学生死记硬背。她鼓励他们发言，说出他们的感觉，也同时让自己得以成长。

在《九诗心》这本书里，我也看到，黄晓丹非常珍视自己阅读诗歌的直接感受。

比如她说，她在课堂上读到李陵的《答苏武书》时，“心里感到一点害怕。从来没有一篇汉语诗文如此直接地为投降声辩，要求国家与个人在伦理义务方面平等计算”。

她讲，自己第一次读到欧阳修的《与尹师鲁书》，就被它的平易而充满力量所打动。她说：“我第一次读到‘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这句是在引用文献中，当时就深为感动，觉得这话也是为我们而说的。”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媒体采访黄晓丹。当记者问到如何教学生学诗时，她回答：“不要仰视”。因为她这些年感触最深的，是古诗词被抬到了过高的地位，以至学生最初都是匍匐在它脚下，把自己的灵性阉割殆尽后再来学诗。

她对记者说：“作为从小使用汉语的人，应该相信当我们自行进入任何一篇文言文或古诗词中，都有能力理解其中至少六、七成。我们不需要背诵中心思想，就可以凭语言的直觉触摸它。这些作品为何能流传千古？不正是因为它们能够直接传达某种情感和精神吗？”

而同时，她也在不断地阅读中，说出自己的困惑。她把此视为阅读的必由之路。

她在这本书的54页写道：“我读《史记·李将军列传》常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后附之《李陵传》这么短，这么平淡？司马迁写人物传记‘笔端常带感情’，怎么偏偏写起李陵就感觉不到感情了？……李陵事件是司马迁生命中的至痛。他在《李陵传》中的疏离态度，到底是因为创痛太深，不愿回首，还是以为要证明自己毫无私心的写史态度？”

讲出自己的疑惑，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于是，黄晓丹的疑惑像雨过天晴后一个个冒出地表的小蘑菇遍布在《九诗心》的各个篇章。

在《曹丕：乐极的哀情》一章里，黄晓丹对一些人读曹丕《燕歌行·其一》的解读提出质疑，“第一，曹丕的诗大都柔婉和美，这首却声情激越；第二，一般认为这首《燕歌行》也是‘思妇之词’，但思妇之词较多怨情，埋怨游子在外花天酒地，忘怀旧人，而这首诗没有埋怨，却有一种悲恸与忧患之气，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曹氏父子，人们谈论更多的是曹植和曹操，对曹丕谈得少。可能受《世说新语》曹丕要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诗否则严惩不贷故事的影响，人们总更喜欢作为弱势的曹植，而觉得曹丕虚伪、冷漠、自大。且不说曹丕逼曹植七步之内成诗这个故事是否可信，黄晓丹读完曹丕的诗歌，却看到一个太子（后来曹丕也做了皇帝）的哀伤、孤独和对生命的敏感。

如何说出一首诗，如何捕捉诗歌在文字诞生之初的那种气息？黄晓丹爱用一个比喻。她说：“我试图去还原文本蕴含的信息。把那朵干枯的花重新放回树上，不给它增加东西，给它水，给它阳光，给它营养，将它们重新灌注到这朵花身上，当然它永远不能展示出当初诞生时百分之百的美，但也许能恢复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