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三个误区：中国转型消费型社会需要合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收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摆在政府工作任务之首。今年4月以来，美国单方面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更加凸显这一部署的前瞻性。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民生导向”和“投资于人”的理念，为未来一段时期解决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指明了方向。

过去，中国社会注重物质生产，对基础设施和厂房设备的投资相对超前，生产能力独步全球；但对人和民生的投资相对滞后，需求成为制约因素。未来，“投资于人”“投资于民生”将有助于补足短板，提振有效需求，增强发展动能。

要缓解内外部压力，中国需要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外部看，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内部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只有从生产型社会转型成为消费型社会，我国才能提振消费需求，持续为经济提供增长动能，缓解当前内外部的压力。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倡导的转向消费型社会并不是说不要生产，而是消费与生产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不是说完全不要外需，而是通过激发更加强劲的内需逐渐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社会通常都会从生产型社会逐渐转向消费型社会。

需要澄清的认识误区

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首先要达成共识的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最终也是为了实现消费增长。

从各国发展历史看，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往往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增长趋势。农业社会的投资机会少、回报率低，消费占比通常能达到70%—90%；进入工业社会后，技术的引进与发明使得投资机会增加，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与服务业，投资占比上升，消费占比下降。随着工业生产力持续提升，投资和工业占比会下降，消费和服务业占比会再次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增量需求先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品，再转向服务，服务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空间非常广阔。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实际上也是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 

对于经济增长是否要转向更多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否要更重视服务业，社会是否要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仍有一些顾虑与担心，需要予以辨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进步需要靠投资推动，经济要保持较高增速，需要投资保持较高比重，提升消费占比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道理，生产力进步的确需要投资推动，但如果消费需求不振，企业投资意愿也会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此外，有人认为投资能创造供给，供给能创造需求。需要承认的是，部分创新性供给如苹果手机、大疆无人机，确实能创造出新的需求。但这样的新需求创造在整个经济体中的占比很低，绝大部分是已知需求，简单增加供给不会创造需求。

在消费不振的前提下过于强调投资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供过于求、“内卷化”竞争，价格水平下降，企业效益不佳，物价有下行压力；二是民间投资意愿不足，政府增加投资进行逆周期调节效果不佳、投资效益下降，整个经济债务的杠杆率会上升。

图1：消费、投资和利润增速与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

实际上，无论是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还是同一国家的纵向比较，经济增速与消费占比并不相关，消费占比高也可以保持经济高增长。分析世界银行的数据会发现，各国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与近5年平均GDP增速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01，且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家庭消费占比高的国家也可以取得较高增长，家庭消费占比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可能不高。

例如，在过去5年平均经济增速和中国接近的国家中，家庭消费在经济中占比，中国是39%，越南是55%，印度是60%，乌兹别克斯坦是68%，刚果是63%。在全球范围进行比较，中国是该占比最低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图2：家庭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与近5年平均GDP增速的关系

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总共160个国家，其中141个国家是2023年的数据、19个国家是2022年数据。去掉了无法获取2022年和2023年数据的13个国家，去掉了家庭消费占比超过90%的10个国家。红色样本点（CHN）是中国。

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家庭消费占比上升，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下降。比较韩国、印度、巴西、南非、美国、日本和中国在不同时期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我们发现家庭消费占比较高的时期，经济同样可以实现高速高速增长。例如，韩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家庭消费占比和经济增速，均超过1990年代、2000年代和2010年代。从数学关系上看，居民消费、投资、净出口是GDP的组成部分，这三者的增速与占比高低是两个概念，并无约束关系。

近几年，中国经济运行压力较大的重要原因是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未充分发挥。当前，中国人均GDP约为12000美元，大致是韩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2000年—2009年韩国经济增长总量的平均增速为4.9%，居民消费增速平均达到7.3%，固定资本形成增速为7.5%，剔除物价增长，消费和投资的实际增长水平接近5%；居民消费在GDP中占比约为52%。这说明在当前人均收入水平下，消费和投资均有很大提升空间，消费和投资完全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且提升消费在经济中占比并不会降低经济增速。

当前中国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不会降低经济增速，反而可能会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在于，转向消费型社会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升居民消费增速，使得消费增速高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速，以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给定当前投资和净出口已经达到较高增速，消费增速上升后，企业需求会更好，企业会增加新的投资以满足新需求，经济增速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更快。

第二种观点是担心强调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会导致产业空心化。这个问题需要分三个层次理解，分别是制造业增加值绝对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产业的占比、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 

从制造业增加值绝对规模看，只要经济不停滞，制造业绝对规模就会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1995年到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3万亿美元增加到2.8万亿美元，增加了123%；德国增加了60%；英国增加了36%；意大利增加了57%；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韩国和墨西哥的增幅远超发达国家。以美元现价计算，日本该时期制造业增加值下降了37%（有汇率因素的贡献），以日元现价计算下降了约12%，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长期需求不足导致企业投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防止产业空心化最应该警惕的是长期需求不足、消费不振。

从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经济的占比看，各国制造业占比普遍呈下行趋势。

由于制造业（可贸易部门）生产力进步速度快且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会逐渐进入服务业，制造业占比自然下降。1995年到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经济中占比从16.5%下降至10.3%，日本从23.5%下降至19.2%，制造业强国的德国从19.2%下降至15.4%，英国从15.3%下降至8.3%。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绝对规模大幅增长，制造业增加值比例仍普遍呈下降趋势，中国从32.8%下降至26.2%，印度从17.9%下降至12.9%，韩国从25.8%下降至24.3%。因此，制造业增加值绝对规模增长、但在GDP中占比下降，不应该被视为产业空心化。

从制造业增加值的国际份额看，各国的占比主要由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决定，与各国发展战略也有关。

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世界的占比达到28.8%，位居首位。第二位的美国占比为17.3%，这意味着美国依然有强大的高端制造业。德国和日本分别占比为5.2%何5.1%，位居第三和第四位。虽然人口规模位列全球第一、占比17.9%，但由于经济规模较小，印度的制造业份额占比仅为2.9%，位居第5。2023年，中国制造业份额明显超过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16.4%）以及人口总量在全球的占比（17.5%），这其中既有发展阶段与国际分工的因素，也与中国重视发展制造业有关。但从中长期看，我们可能无法维持这么高的占比。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增加，只要制造业增加值的规模以较高速度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经济中的占比和在全球份额的合理下降都不代表产业的空心化。在目前制造业全球份额占比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再过度强调制造业，应大力发展服务业，让服务业增速快于制造业。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生产效率会越来越高，但无法提供太多就业岗位，要实现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消费的持续增长，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

第三种观点认为消费是慢变量，加大政府投资见效快，拉动消费见效慢。

首先，加大政府投资可能只是短期见效快，但中期的边际效果是递减的。过去几年，通过加大基建投资进行逆周期调节，政府债务和经济杠杆率攀升，经济运行压力加大。

其次，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在经济中占比较低，虽然要调整经济结构、提升消费占比是相对较慢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但短期提高消费增速是完全可能的，且中长期效果可能更好。

例如，从疫情期间发达国家发钱刺激消费的经验看，消费增速可以很快起来。蚂蚁集团研究院与中山大学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于消费的刺激作用非常快。2023年9月底第一次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后的6个月内，有房贷家庭相对于有房产无房贷家庭的消费在政策后提高了5.4%。

当前需求不足与服务业低迷、居民就业和收入受到拖累有关，若能采取的措施激发服务业的潜力，完全可能在短期内提高消费增速，中长期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并且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政府可考虑适当降低规模将近2万亿元的出口退税额，将资金用于促进服务业发展。

转型消费型社会需要合力

从根本上提振消费，推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我们既需要社会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府通过政策加以引导，还需要广大企业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社会观念的转变：充分肯定消费的贡献，培育消费文化。对个人来说，消费能满足人的需求，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于经济社会来说，消费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带动企业生产与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生产率；也意味着政府税收的增加，从而让政府有更多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

我们需要认识到，消费不仅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也能满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蚂蚁集团研究院一项调研发现：78%的受访者认同消费也要满足人的心理和精神需要；48%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跨过温饱阶段，更多追求消费的品质；33%的受访者表示已经跨过追求品质阶段，更多追求消费带来的独特品味或身份特征。

正是因为有心理和精神需求，人才会不断追求新产品，追求个性化的服务，追求差异化的消费，才会衍生出现代社会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层次不一的服务，社会才有进步的动力和源泉。我们需要鼓励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让人们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尊重人们的消费权。中高收入群体进行升级消费、高档消费，不仅能激发全社会的消费需求，还能使财富从中高收入群体流向中低收入群体，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

当前，中国在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尤其缺乏优质供给，难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需要破除多方面的准入限制。

其次是政府的转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转变宏观调控理念，改革财税体系激励地方政府重视消费。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制定居民收入增长计划。在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中，2020年中国劳动收入在GDP中占比约为51%，处于当前国际发展阶段的中等水平，相比典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例如，2020年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为60%，日本为57%，英国为60%，韩国为60%，印度为58%，南非为61%。

提升居民收入，政府可以提出宏观层面的计划并以此引导企业行为，例如制定“居民收入10年翻番、20年翻两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根据计划定期按一定幅度提升最低工资水平，号召企业制定员工增收计划，分配适当向劳动者倾斜。 

居民收入增长的一个来源是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个来源是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假设未来10年，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劳动收入份额从51%提升至60%，居民收入就能实现10年翻番。收入增长将有力支撑居民消费，若居民消费20年能翻两番，届时中国将是超过200万亿元的消费市场，成为全球最大市场，也将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图3：2020年劳动收入在GDP中的份额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国际劳动组织；红色样本点（CHN）是中国

优化二次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降低预防性储蓄。在二次收入分配中，中国同样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劳动者社保缴纳比例较高且不均衡；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宽，但中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偏高；社保收入分配不均衡，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过低；社会救助体系不够完善等等。

社会保障不完善、不确定性较高，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较高，抑制了消费。进一步优化税收体系可考虑个人所得税方面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加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专项抵扣力度（低收入群体可实施负税率），制定遗产和赠予税等计划。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考虑增加对灵活就业群体等参保的激励，提高城乡居民退休养老金。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如降低失业保险领取门槛、畅通领取渠道，加大对低保、残障人群等的救助。

改革财税体系，激励地方政府重视消费。过去的财税体系对应的是生产型社会，总体来说以鼓励生产为主。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成对鼓励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生产和吸引就业卓有成效，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方面动力过强，容易一拥而上，招商引资“内卷”竞争严重，产能冗余过剩。

目前，消费税归中央所有，营业税已改为增值税，地方政府鼓励和发展消费的税收激励相对不足。要打造消费型社会，中国需要在财税体系改革上着手，让地方政府能从促进消费中获益，可考虑适当降低增值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增加消费税占比，并且地方能与中央分享消费税。目前推进的部分类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就是非常好的尝试。

发挥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消费的中坚作用。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含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且工作稳定性强（2023年平均工资为12万元），社会保障水平高，规模超过1.5亿人，是庞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是全社会消费的中流砥柱。

在降低少数行业、少数群体不合理的超高收入的同时，也要避免该群体总体收入的下降，可适当增加一线职工、基层职工的收入。国家要持续提升居民收入和提高劳动收入在经济中占比，也需要建立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和国企业职工工资定期调整机制，以提升他们的消费能力，并带动私营部门就业人员收入增加。当然，提升收入同时该缩减冗员的还要缩减，提升政府和事业单位效率，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平衡财政负担。

其三是企业的转变：提高员工待遇，注重经营效益和股东回报，注重质量与品牌竞争。要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不仅个人与社会、政府需要做出改变，企业同样需要做出改变。

企业应提高员工待遇，形成调薪机制，提升工资收入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为提振国民收入做出积极贡献。提升国民收入、提振社会预期、改善消费环境，每个企业都有责任。有能力的企业应结合国家规划，制定员工收入10年倍增计划，根据企业效益定期调整工资，形成调薪机制，经营成果的分配向员工适当倾斜。

行业协会等应发挥相应作用，引导本行业企业形成合理的调薪机制。国家应对此加以指导，对做得好的企业或企业家予以褒奖、肯定，对部分侵犯劳动者利益的企业进行监督，各地方也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应落实员工的法定工作时间和带薪休假，让员工有时间去消费。每个企业做得好一点，就能改善社会整体的消费环境，形成正向竞争、良性循环，最后对每个企业和个人都是好事。

企业应注重经营效益和股东回报，减少“内卷”，注重质量、服务和品牌竞争。当前，中国很多行业“内卷”竞争比较严重，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4年利润相比2021年下降9.3%，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坚持效益优先，减少盲目投资与过度投资，注重经营效益和股东回报。工业领域竞争激烈，服务业如高端医疗、高端教育等依然供不应求，企业可大显身手。

企业要在质量和服务上竞争，追求高质量、优服务、好价格。这样竞争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产品质量越来越高、服务越来越好，每个企业都试图差异化、提供独特的商品与服务，消费者会通过服务与品牌的差异表达个性与偏好，共同推动消费型社会发展。

（李振华系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谢专系蚂蚁集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