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建议从五方面入手扩大内需

2月10日和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均对扩内需，提振消费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2月25日在国经中心第182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上表示，当前扩大需求依然受到一些因素制约，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对需求制约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建议将扩大需求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具体做法包括加大财政提振消费力度并优化支出结构，研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工具搭配等五方面。

今年扩大国内需求更加紧迫

王一鸣分析，当前的需求不足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一些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也体现为全国价格持续走低。虽然今年1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所回升，但2月份以后可能还适度回落。此外，需求走弱也正在向供给端传导。

“三年疫情对需求侧冲击更大，使得需求进一步对经济增长形成约束。”王一鸣说，这主要通过三个渠道来影响。一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带来的需求收缩效应。2021年房地产市场的峰值销售额，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是18.2万亿元。去年只有9.6万亿元，收缩了8.6万亿元的总需求。对内需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虽然近年来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增势比较强劲，但短期内难以弥补房地产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

二是疫情后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造成直接影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因为房地产价格下降等原因收缩，加之前一个时期资本市场相对低迷，也影响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使得居民消费更趋谨慎。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需求扩张能力，地方政府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偿债压力增大，加之部分省份实施化债方案对投资需求形成影响。

王一鸣认为，从今年以来的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明显增多，不利的影响可能加深，扩大国内需求会更加紧迫。扩大内需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制约。持续三年多的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是造成投资消费、地方财政、金融信贷等变化的重要因素。去年房地产主要指标降幅有所收窄，但下降幅度仍较大，今年房地产市场可能还是一个深度调整和逐步筑底的过程，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及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扩大内需的重心要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当前，仍不时有对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扩大投资还是提振消费的争论。对此，王一鸣认为，扩大内需的重心要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

“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面临外部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时，我们都采取发债上项目，通过扩大投资和产能来拉动经济增长。”王一鸣说，这种模式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存在比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十分有效。但随着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积累的地方债务压力增大，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而且它也会加剧经济供给和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我国消费率长期偏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如果消费持续走低与外部环境带来的这种出口下行压力形成叠加，就会进一步增大经济下行压力。

“过去政府主要是拉动投资，我们能不能通过消费来引导投资，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和有效的制度安排。”王一鸣说，提振消费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发展方式，转向“政府促进消费、引导投资”的模式。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提振消费十分迫切

王一鸣认为，当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提振消费最为迫切。他从五方面给出建议。

一是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要义是要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需求有正向拉动效应。现在看，政策力度还需要加大。在此前提下，要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惠民生、促消费，来增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从而实质性地提高居民收入。

“提高收入还是当前直接最基础性的手段。”王一鸣说，还可以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医保补助标准，以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来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这也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进而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货币政策方面，可以研究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跟包括财政工具在内的其他工具形成更好搭配，来有效的提振消费。

二是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服务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定增长。随着下一步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对服务消费需求还会提高。然而，现在服务消费供给比较单一，难以适应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服务消费领域，下一步能不能适度的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理顺服务价格，那增加差异化的服务供给，可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三是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近3亿人，这一部分人如果按照这一改革政策去落地，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群体的消费规模就会有大幅增长。所以如果加快推进改革，会释放相当的消费潜力。

“改革的关键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制度，怎么让地方有积极性去落实这项政策？”王一鸣说，中央财政对地方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可以适当予以补助，甚至可以设立奖励机制。

四是增强年轻群体的消费活力。“90后”“00后”是消费的主力军，这一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时代，追求时尚和品牌，看重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最重要力量，激活这一部分群体的消费活力最有效。

“当前可以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补贴和育幼补贴制度，降低生育和育幼成本。”王一鸣认为，落实这些政策有利于有效释放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

五是促进形成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消费与投资不是对立的，是相互促进的，增加有效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当前还是要发挥投资的作用，特别是支持科创、新基建、节能减排等领域投资，撬动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其中。同时，还应加强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的投资，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项目投资，这可以激发投资和消费的联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