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价格信号，刘元春、毛振华、陆挺等联合建言！

2月22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的第98期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多位高校学者和市场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围绕“读懂价格信号，稳住经济大盘”这一主题各抒己见。

多位专家指出，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对于价格指标企稳回升十分关键，而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明确地着力需求端。

宏观经济常用的价格指标包括CPI、P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环比均上涨，且涨幅比上月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环比均为下降。2024年的四个季度中，前三个季度GDP平减指数连续为负值，四季度转正，全年为负值。

活动上，CMF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当前CPI已有回升态势，但不能仅从CPI转正就过早放松在稳物价上的努力。报告建议，政府应该明确向外界传递“物价目标”，并且明确有坚定实现该目标的决心。考虑到货币政策扩需求对经济活动产生的扭曲效应可能超预期，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强调民生直达性和结构性改革意图的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代表团队邹静娴代表团队进行了发布。

刘元春：建议构建广义价格指数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指出，价格水平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但其复杂性要求采用更综合的价格指标体系。他建议构建广义价格指数，结合CPI、PPI、GDP平减指数和金融价格指数（如房价），以全面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刘元春强调，传统的CPI和GDP平减指数存在偏差，无法准确反映复杂经济环境下的价格变化。例如，CPI在反映消费者物价水平时，因生产链条延长和社会复杂性增加，导致与宏观价格指数偏离；而GDP平减指数作为增量指标，忽略了财富存量的变化。因此，需将实体经济价格指数与金融价格指数结合，形成更综合的广义价格指数体系。

刘元春指出，价格治理不仅需要短期政策，还需结构性改革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短期刺激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物价低迷现象，因为低物价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源于微观层面的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

他建议通过加速市场出清、恢复企业活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适度介入，弥补市场缺陷，同时避免过度干预。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打破反向的工资价格螺旋机制。刘元春强调，只有企业正常化生产并提升盈利能力，才能实现工资的市场化增长。

“刺激要讲方法不是乱刺激，否则可能会重蹈一些错误案例的覆辙。”刘元春说。

毛振华：房地产价格干预还要再发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CMF联合创始人毛振华指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大价格调整：消费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

CPI连续两年低位运行，PPI持续为负，资产价格下行速度虽有减缓，但仍处于筑底阶段。“现在我们处于一个缓冲期，这个缓冲期非常宝贵。”毛振华说，消费品价格下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和用工能力受限，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和购买力，形成内卷的恶性循环。需要政策进一步干预。

在资产端，毛振华认为，稳住房地产价格才能稳住经济总盘，特别是，一定要正视房地产市场供给端的过剩问题。

“从租金房价比、房价收入比等重要参照指标看，中国房价依然不低，但是我们很难再承受进一步下行。”毛振华说，房价继续下行会影响居民财富效应、购买力。

毛振华表示，综观已建住宅、未销售住宅和未开发土地等数据，房地产市场供给存在严重过剩。这些房屋不仅是住宅，也包括商业写字楼、开发区总部基地等。建议控制拿地和项目新开工，消化存量资产，避免进一步加剧供给过剩。

伍戈：“量价背离”或因售价仍高于可变成本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当前企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量价背离，一方面是某些行业确实出现了价格信号失灵，而从更大范围看，企业总体亏损却仍在生产可能是因为商品售价依然高于平均可变成本。

“虽然售出商品总体亏损，但没有办法弥补固定成本，只要能够弥补可变成本，企业就依然会生产，甚至有时候产量还不低。”伍戈说，可以理解为企业追求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亏损最小化”。此时，决策层究竟是看量还是看价非常关键，而要实现量、价和谐，可能需要超常规政策。

在谈及近期炙手可热的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价格带来的影响时，伍戈认为，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意味着每单位劳动力更容易生产出更多产品，或者单位产品售价就会变得更加便宜。在需求不变的前提下，这将对价格产生往下压制的力量。因此，虽然从中长期看，新技术对社会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但短期来看，这对总需求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有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才能真正意义上既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又能够让微观主体感受到价格的温和上升，利润的温和上升和老百姓收入的温和上升，从而形成一个更优化的经济均衡。

陆挺：部分领域价格出现企稳迹象，但仍可能反复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价格信息作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具有真实、灵敏和高频的特点，能够及时反映供需变化和经济基本面。然而，价格信息也存在庞杂性和复杂性，需通过复杂处理（如时间序列调整、同比环比分析）才能提取有效信息。此外，虽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股市）对研究人员分析宏观经济至关重要，但在分析价格的时候是否将其纳入仍然存在争议。

陆挺认为，当前中国物价总体看仍处于低位，部分领域出现企稳迹象，但稳物价任务尚未完成，仍可能反复。如CPI受春节错位因素影响短暂反弹，但节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可能使2月CPI重回零以下。资产价格方面，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略有回升，但二线及以下城市房价仍在下跌。房地产行业下行对物价、内需和财政的负面影响持续显现，直接拖累了建筑原材料需求和就业。

陆挺建议，借鉴国际经验，财政货币政策仍需要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作为重点，让房价企稳、让建筑业企稳，让就业企稳，让原材料各方面的需求企稳。同时，要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补贴弱势群体，鼓励创新与打击盗版等。总体而言，也认为，稳物价需多措并举，既要应对短期挑战，也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的长远稳定。

郭磊：2025年价格好转面临三方面有利条件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同样提到了，近期价格指标企稳但仍不牢固的情况。CPI、PPI已经出现企稳好转迹象。资产价格方面，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降幅收窄，部分城市转正，但同比仍较低。年后工业原材料价格（如BPI指数）有所回升。不过，高频数据显示，2月份，价格数据可能有所“回踩”。

郭磊认为，2025年价格好转面临三方面有利条件：一是增长广谱性重新上升；二是信贷告别均衡投放，开始放量；三是地产也有企稳趋势。

首先增长广谱性上升是推动价格回升的重要前提。过去两年，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景气度较高，但服务业和建筑业景气度下降，导致增长广谱性不足。制造业仅吸纳约1亿就业，而服务业和建筑业合计吸纳近5亿就业，单一制造业景气难以拉动整体就业。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这反映出增长广谱性不足对工业投资、居民消费和价格的负面影响。自“9.24”政策以来，房地产、广义财政和消费政策的发力，带动了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增长广谱性逐步改善。此外，城市更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有望进一步带动投资和价格回升。

其次，信贷恢复为价格回升提供了基础条件。2024年底央行也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货币投放力度，这是今年价格好转的基本条件。1月信贷实现“开门红”，实体贷款和社融均显著增长。信贷放量将推动经济复苏，为价格回升创造有利条件。

最后，房地产企稳趋势为价格回升注入动力。过去两三年，房地产行业是经济收缩的主要源头，但最新数据显示，百城租金收益率已升至2.3%，高于五年期定存、三十年国债收益率，这是今年房地产量价企稳的基础。随着房价逐步企稳，房地产行业有望从拖累经济转为带动价格回升的重要力量。

郭磊认为，政策角度，新一轮供给侧优化非常关键。如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标本兼治化解重点产业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产业供求的深层次矛盾解决已经指向了供给端，未来这个线索会相对比较关键。

杨瑞龙：要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原则来治理价格疲软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CMF联合创始人杨瑞龙从六个方面对稳定价格进行了分析，尤其谈到必须要坚持市场经济的逻辑和原则来治理价格疲软问题，而不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

杨瑞龙认为，价格疲软导致需求不足，背后的逻辑是微观主体硬预算约束。价格疲软说明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在传统体制下由于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从而导致投资饥渴，这时候企业就会盲目投资，投资需求过度。在价格被行政力量控制以后会产生抑制性通胀，导致普遍性短缺。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预算约束越来越硬，家庭完全是硬预算约束，这时候企业和家庭对价格就非常敏感。”杨瑞龙说，这时候价格就会比较好的反映了供求变化。当需求不足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行，这表明经济主体受到约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市场现象。

不过他也认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

“这是短期比较有效的办法，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推动国民收入平减指数转正。”杨瑞龙说，财政政策需要关注当前税收收入在下降的同时非税收入同比快速上升的现象；进一步加强政策（对需求端的）刺激力度；采取更为有效的办法来有效化解地方债，激发地方政府活力。货币政策方面，当前不仅要关注名义利率，更要关注实际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