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短期政策刺激难以解决持续的内生动力问题｜财富管理50人论坛

“一揽子政策的出台，对改变经济下行的态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弥合供需失衡导致的产出缺口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次的政策出台节奏，从过去的小步微调转向更大力度，对扭转市场预期，提振信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股市、房市、投资、消费都有一定的改善。但短期政策的刺激，难以解决持续的内生动力的问题。而现在要解决内生动能问题，则须推进经济转型。”

12月21日，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4年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发表上述观点，他同时也提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几方面建议。

王一鸣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已是基本共识，从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供需强弱呈现不完全平衡态势，供给端强于需求端。

“前三季度GDP增速4.8%，高于4.8%的方面主要在供给端，比如前三季度工业生产就非常强劲，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明显高于同期GDP增速。需求端无论是投资和消费，都是相对疲弱的。而供大于求的剩余主要是通过出口释放的，所以出口总体是按人民币计价，今年也是比较强劲的，大体是6.2%的增长。”王一鸣说。

消费数据较为典型地反映出短期政策的刺激难以解决持续的内生动力的问题：6月至8月，社零增长分别为2%、2.7%、2.1%，10月数据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强劲推动下抬升至4.8%，但在11月回落至3%。

王一鸣认为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如果需求持续走弱是否会向供给端传导？“现在看是会的，从规上企业的利润数据看，上半年是正增长，但是到三季度为负，因为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持续走低，规上企业利润很难有明显的改善，要规避未来形成消费-投资的联动下行。”

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经济增长曲线与趋势线仍有缺口。王一鸣说，这与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直接关联，比如劳动力的负增长，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加上人力资本的因素，大体是零增长。老龄化的加剧，储蓄下降，资本形成的贡献也是下降的，未来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从传统的发展模式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遭遇下行压力或外部冲击时，主要采取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通过发债、上项目去拉动投资。但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往往会转化为供给。之所以会供大于求，也是因为对供给端发力的偏重。“而现在这个模式，扩大投资的空间在收窄，投资的边际收益也在下降。所以转型能不能转向政府去培育消费，消费来引导投资的模式，我觉得值得去研究。”

在发展动能方面，房地产的下行造成的缺口也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对冲，且存有一定难度。以前最大的动能是房地产，峰值是2021年18.2万亿销售额，去年为11.6万亿，收缩了6.6万亿，今年前十个月销售是负的20.9%，全年大体是9.2万亿，按这个数据去推，从18.2万亿到9.2万亿，收缩了9万亿，如何对冲缺口也是当前面临的挑战之一。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当口，王一鸣建议首先从科技创新去培育发展新动能：创新模式要从“跟随式”转向“引领型”模式；创新产品要从过去偏重成套终端产品，向基础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软件的突破；从过去的集成创新模式转向鼓励原始创新的模式也需要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而当前在此方面还存有较为明显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原创能力的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领军尖端科技人才的不足等方面。“过去长期靠引进，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太重视从源头去做。现在则需要从源头着手、从基础研究做起，而我们基础研究非常薄弱，2023年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6.77%，远低于OECD15%～25%的平均水平。”

此外，王一鸣还建议要提升金融服务与经济转型的适配性。“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在传统工业化时期形成的，非常契合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大规模、集中化融资需求。而现在我们要科技创新，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与科技创新不完全匹配，比如，科技创新风险大，而金融机构追求收益的稳定性；创新需要‘长钱’，持续的投入，而金融机构倾向于给‘短钱’；中小科技企业需要‘小钱’，金融机构更愿意给‘大钱’，做大项目，因为成本是差不多的；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金融机构需要抵押，怎么去转变这种模式，我觉得还有非常多的事要做。”

在此次论坛上，多位专家都提出在创投PE、VC发展需要有新的制度突破。王一鸣认为，除此以外还需要研究传统的银行体系如何支持科技创新，过去尝试过投贷联动模式，未来怎么去利用现有的科技，人工智能、区块链降低金融机构支持科创的风险，把风险和收益更好地匹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