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Trump 2.0对全球意味着什么?

智通财经APP获悉，中金公司发布研报称，特朗普+共和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全胜”局面大幅强化了特朗普主要政策推进的可能性。在Trump 2.0时代，美国核心政策变化对美国国内可提振增长与通胀预期，但对外特朗普最具有标志性的激进关税政策不利于贸易伙伴。对资产在长期影响方向上有利风险资产和美元资产，同时也会出现短期计入透支、或者政策推进暂缓和逆转，提供“反着做”的交易机会。对中国而言，此次美国大选结果对中国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高关税的压力，外部扰动加大政策对冲的必要性；对全球贸易而言，则可能重演“里根大循环”，扰动全球贸易。

中金公司主要观点如下：

据悉，截至北京时间11月7日上午6点，美联社AP已经宣布特朗普以295票赢得总统大选(传统上，都是由美联社根据选票统计和预测情况来宣布最终获胜者)，或将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与此同时，国会选举结果也基本出炉，共和党以52票控制参议院，以203票在众议院领先(vs. 民主党189票)，“共和党全胜”的可能性在增加。在各州的计票结果不断出炉的过程中，各类资产已经在反映“特朗普交易”，美债利率快速上冲至4.4%以上，美元、比特币走强，墨西哥比索、越南盾走弱、港股下跌，黄金下跌。

一、政策变化：七大核心主张，对内减税+对外加税，增加刺激，控制移民，旧能源，弱美元

相比现任的拜登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分裂国会”，特朗普+共和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全胜”局面大幅强化了特朗普主要政策推进的可能性。核心政策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内减税：《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中大部分个人所得税条款将于2026年1月到期，特朗普主张延长个税减税的期限，甚至推动税改法案永久化，并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进一步降低至15%。减税有望提振企业盈利(虽然幅度与2017年减税不可比拟)，进而利好美股，尤其是当前有效税率较高的顺周期板块。

2) 对外加税：整体加征10%和对华60%加征关税，并表示将对相应行业如新能源或加征100%关税，不利于加征关税的主要的贸易伙伴。

3) 增加刺激：加大基建投资，可以通过重新分配《通胀削减法案》和《两党基础设施法案》中的未使用资金至“道路、桥梁、大坝”等领域；支持AI产业发展，或将取消拜登政府对AI领域的监管。利好美元、顺周期和部分科技股，利空美债和黄金。

4) 控制移民：特朗普主张继续收紧移民政策，但相对放宽对“高水平”人才的要求，有可能推出行政命令来收紧边境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驱逐等。

5) 回归旧能源：将加快发放石油、天然气勘探许可，增加本国原油供给；减少对新能源补贴，不利于部分新能源需求。

6) 支持加密货币：或将取消民主党对加密货币的监管。

7) “弱美元”政策：特朗普提出希望推动美元走弱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依靠主动且大幅贬值美元吸引制造业回流。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前几个方向和影响较为明确的政策，市场对特朗普希望美元走弱以提振美国出口竞争力的政策关注还不多，是因为一方面其他政策从基本面较多都支持美元走强，另一方面市场也不确定是否能干预成功。提示重点关注的原因有三：一是市场预期不足，二是美国财政部有手段可以干预美元，三是如果大幅美元干预走弱对全球金融和贸易条件也可能将造成冲击。接下来可重点关注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否会被任命为新一任财长。

二、宏观含义：对内提振增长与通胀预期，对外不利于贸易伙伴

对内，在现有的美联储降息后，美国经济走出“软着陆”逐步复苏的基础上，特朗普的主要政策主张、叠加国会的支持，或使得接下来美国宏观环境在增长和通胀上都得到增强：一方面，减税和更大的刺激预期形成了私人部门加杠杆和政府扩大刺激的预期，这本身对于增长和通胀均有支撑；另一方面，关税和移民等对供给扰动较大的政策潜在变化，也会增加供给通胀压力。

矛盾的是，这些政策组合既会有刺激加码和风险偏好提升的预期，也会有债务走高和通胀走高的担忧。Tax foundation预测特朗普对居民和企业端减税政策或在未来10年内拉动GDP增速2.4ppt，但加征关税的政策会抑制GDP增长1.7ppt综合考虑可能提振共0.8ppt。PIIE测算CPI或受关税影响未来1~2年内在1.9%的基准情形下抬升4-7ppt。因此接下来，特朗普不同政策的推进先后与程度就较为关键。我们倾向于，风险偏好改善的预期可能成为短期主导，待“新鲜劲儿”过去或政策推进受阻后，市场可能会重新关注通胀的扰动与风险。

对外，特朗普最具有标志性的激进关税政策，对于贸易伙伴是不利的，包括中国，以及作为转口和出海热门目的地的墨西哥与越南，这在昨天的主要资产表现上已经得到充分体现。这会增加对方国的贸易与汇率压力，但也增加了需要加大内需刺激对冲的可能性。

三、资产影响：有利风险资产，有利美元资产，但冲高后提供“反着做”的交易机会

在分析大选结果对资产的影响时，既需要考虑各项政策的中长期影响，也需要在短期内考虑各类资产计入预期的多寡以及政策实施的进度。

换言之，在长期影响方向上，中间过程不会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方向，也会出现短期计入透支、或者政策推进需要时间甚至受阻后的暂缓和逆转。2016年大选即是如此，11月大选结果出炉后，“特朗普交易”(美元、美债、美股、铜)快速上冲，但2017年1月后逐步趋缓，等到9月税改方案通过后才再度上行，因此期间也提供了“反向”的交易机会。

从目前来看，已经提前计入预期的资产有黄金、美债利率、美元、比特币、墨西哥比索、人民币等，但铜、原油和中国出口链计入预期的偏少。这也就意味着：

1)整体上，特朗普交易都有进一步冲高和演绎的空间，“让子弹多飞一会儿”；

2)对特朗普各项计入预期偏少甚至还未反应的资产需要补偿的程度更大；

3)冲高到一定程度后，如美债和美元，会提供反着做的交易性机会。

黄金计入的预期过多，而且和风险偏高提升方向相反，因此存在透支风险，此前2016年和2020年两次大选也均是如此。

四、中国影响：外部扰动加大政策对冲的必要性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短期情绪影响外，此次美国大选结果对中国更为直接的影响来自高关税的压力。

2018年的经验提供了可以借鉴参考的信息：

1)时间取决于何时启动301调查。2017年时是8月启动301调查，2018年3月关税最终生效，但对现有清单中的产品提高关税比例，无需再走调查和听证流程；

2)最终关税幅度可变。2017年4月特朗普提出关税45%，但最终实施仅是25%。考虑到此次60%的关税不论是从内部反对还是对美国自己通胀和增长影响也会更大，因此是否会全额实施还存在变数；

3)市场影响不完全可比。2018年初金融去杠杆在内部造成的压力和贸易摩擦在外部造成的压力形成共振，对市场扰动较大，此次内部不处于去杠杆初期；

4)对美股直接影响有限，直接的价格冲击有限叠加内部减税，都使得当时美股持续走强到2018年四季度。

但此轮与2018年的几点不同使得关税压力不容忽视：

1)当前房地产和部分制造业需求不足的问题，使得我们对外需的依赖度更高。(净出口对GDP同比贡献率2024年前9个月为23.8% vs. 2017年4.7%)；

2)用汇率作为对冲关税的手段可能受限。2018年到2019年，人民币兑美元累计贬值超过11%，兑一篮子货币贬值约6%，部分对冲了加征关税对出口的负面冲击。但本轮美联储降息空间和预期的降温与当时美联储在后半段2019年转为宽松提供的外部环境不同，更不用说特朗普的弱美元政策，都可能约束一部分汇率作为对冲的手段。

3)贸易摩擦的焦点也有明显变化。如果说2018年还更多关注经常账户赤字的话(进口集中度下降，但整体依赖度并没有下降)，时隔六年后，供应链和转口贸易经过了拜登过去四年的不断重构和关注，也成为焦点(进口集中度和依赖度双双下降)。就如同四年前拜登“继承”了特朗普25%的关税一样，特朗普此次可能继续拜登在供应链上的政策，这也是近期墨西哥和越南汇率股市受损的原因。

该行静态测算，60%的全面关税或较大程度拖累出口与增长，需要用汇率6-9%、或者赤字率1.5-2%抬升对冲。从这个意义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私人部门信用收缩而政府对冲力度偏慢，导致整体经济仍在“去杠杆”，因此一定程度上的外部压力，可能使得政策相应更大发力，对于提振内需和市场有一定积极意义。

对于中国资产，整体市场以及出口链均对于特朗普胜选情形计入预期较少，短期“特朗普交易”的升温或增加市场对关税的担忧以及波动。不过刺激预期也有望加大，进而促成市场反弹修复。换言之，在“应激式”的政策响应函数下，更大的外部压力反而可能带来更大反弹，否则市场仍可能将以震荡为主。结构上，科技成长、自主科技、分红等对外部扰动敞口少的板块或是较好选择，顺周期取决于财政刺激力度。

五、长期影响：“里根大循环”的重演?

从更为长期的角度，此次美国大选的影响可能不仅限于对内提振增长和通胀预期，对外扰动全球贸易。

实际上，过去三年因为疫情和科技AI爆发等“偶发”因素促成的大财政、科技以及全球资金再平衡，不仅是美国经济和美股表现强劲的三个“宏观支柱”，其实也在复制1981到1985年里根政府时期下“强劲的经济、强势的货币、庞大的赤字、巨额的逆差”相互加强的局面，所谓“里根大循环”。

70年代大滞胀结束后，里根政府一方面对内减税以刺激内需，另一方面大幅增加国防支出进行“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计划，赤字相比70年代显著扩张。1981年初至1985年《广场协议》前美元大幅升值54%。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也由1981年的0.15%转负并扩大至1985年的-2.87%。金融账户由1981年的净流出变为1988年最高净流入43万亿美元，强劲的经济增长与强势的美元下美国迎来牛市，吸引资金涌入美国购买金融资产，甚至涌入高利率下的银行存款。

这一局面并不是一个稳态，既增加美国的债务负担与不可持续性，也增加了全球贸易体系的脆弱性，这也才导致了随后的“广场协议”美元对贸易伙伴大幅贬值。但在此之前，“里根大循环”对于全球资产的影响是深远且剧烈的，简言之，是通过大财政和资金回流，提振美国资产的同时，也加大了其他市场资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