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对话博世商用车集团CTO邓永翰：从零部件到系统方案，博世如何重构商用车竞争力？

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度转型的背景下，商用车正在经历一场具有鲜明行业特征、且影响深远的结构性变革。一方面，电动化、智能化、多动力路线并行已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商用车作为生产工具，其技术演进并不以“新”为唯一目标，而是始终围绕全生命周期成本（TCO）以及效率、安全可靠性展开。这也决定了，商用车领域的竞争逻辑，正在从单一产品能力的比拼，转向系统能力、软件能力以及对应用场景深度理解的综合较量。

中国市场，正是这一轮变革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挑战性的试验场。

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商用车行业完成了从排放法规“追赶国际水平”，到出口规模快速增长，再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全面渗透的多次跃迁。而作为一家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全球汽车技术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博世几乎完整参与并见证了这一轮轮变革。2004年首次来到中国、在华累计工作生活超过16年的博世智能出行集团中国区商用车集团首席技术官、博世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研发高级副总裁邓永翰（Mr. Dehn Johannes），正是这一进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在他看来，变革从来不是商用车行业的新话题，但当下这轮由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共同驱动的转型，具有更深远的结构性意义——中国商用车行业正在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目标设定者”和“率先落地者”。而这一转变，也对包括博世在内的产业链参与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电气化无疑是当前商用车转型中最重要的主线之一。与乘用车不同，商用车电动化并非单纯由政策或技术推动，而是一道高度现实的“经济账”。在访谈中，邓永翰反复强调，全生命周期成本（TCO）始终是决定商用车电动化能否真正落地的核心变量。初始购置成本、运营成本、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电机、逆变器、控制器等关键技术是否具备产业化条件，共同决定了商用车电气化的节奏与边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博世在商用车领域的角色，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相比单一零部件的交付，博世正将自身定位为客户的“系统合作伙伴”，通过集成化、系统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帮助整车企业在缩短上市周期、控制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和可靠性等方面实现平衡。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产品形态上，也体现在合作模式与组织形态的调整中。

2024年，博世正式成立商用车业务集团，正是这一战略转型的集中体现。在新能源商用车快速演进的阶段，整车企业正在集中资源加速新一代车型的研发与投放，这要求供应商必须具备跨系统协同能力、快速响应能力以及与客户深度协作的组织架构。通过整合动力系统、制动、转向、传感器、热管理等多条产品线资源，博世试图打破原有业务单元之间的边界，以更贴近客户需求的方式参与整车开发。

图片来源：博世商用车

智能化，是另一条正在重塑商用车竞争逻辑的关键主线。但在邓永翰看来，商用车智能化的价值取向，与乘用车存在本质差异。如果说乘用车智能化更多聚焦于驾乘体验，那么商用车智能化的核心目标始终围绕TCO优化和安全升级展开。从车内各系统的协同联动，到车端与云端的互联，再到L2级及以上先进辅助驾驶系统在高速场景下的落地应用，商用车智能化并非“技术炫技”，而是服务于效率、安全与可靠性的现实工具。

与此同时，多动力路线并行，也成为商用车产业长期存在的现实状态。纯电、混动、燃料电池、氢能以及多种代用燃料并存，没有一种技术路线能够覆盖所有应用场景。作为少数具备多路线技术积累的供应商之一，博世正试图通过对各类应用场景的深度理解，以及基于长期在华运营积累的数据能力，帮助客户在不同动力系统之间做出更理性的选择，而非简单押注单一技术方向。

在竞争层面，中国本土供应商的快速崛起，正在不断抬高行业整体水平。对此，邓永翰并不回避竞争，反而认为良性竞争有助于推动行业向前。在他看来，博世最难以被复制的优势，并不在于某一个单点产品，而在于以软件为核心、跨系统协同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深度本土化的基础之上。从研发、供应链、采购到人才体系，博世正在中国市场构建起完整的本土化能力体系，并通过与本土整车企业和供应商的协同创新，加速技术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中国商用车产业正迎来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也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系统能力、软件能力以及全球化服务网络，正成为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变量。

围绕中国商用车行业的演进路径、博世商用车业务的战略重构，以及智能电动化时代下竞争逻辑的变化，盖世汽车对话博世商用车集团CTO邓永翰，试图呈现一个正在被重新定义的商用车产业新图景。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商用车的三次关键跃迁

盖世汽车：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博世近年来在商用车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听您分享博世在中国商用车市场的最新思考和战略布局。首先，想从一个偏个人的问题切入，听说您已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多年，是吗？

邓永翰：我2004年初次来到中国，前后累计在华生活工作超16年。这些年，我见证了商用车行业的发展历程，变革一直是这个行业的主旋律，并非新的话题。

盖世汽车：那么在您看来，商用车行业发生的最具代表性、最关键的变革是什么？

邓永翰：整个发展历程可分为几个阶段。我见证的第一个变革阶段是中国的商用车行业实现追赶，在排放法规上达到国际水平。这一阶段的核心是传统车型，主要搭载了柴油或其他内燃动力，时间大致在2005至2018年；与此同时，自2010年年中开始，中国商用车出口开始上量，这也是行业转型的重要阶段，企业借此建立起新的贸易伙伴关系；而2021年之后，我们正经历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目前，智能网联技术对商用车全领域进行渗透，在目标制定层面，中国汽车行业不再是追随他人，而是率先设定清晰明确的发展目标，并成为首个实现目标的标杆市场。这是我认为迄今为止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商用车电气化

盖世汽车：那么电气化的发展趋势如何？

邓永翰：电气化正是当前动力系统变革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正在经历着汽车行业电气化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始于约15年前，聚焦出租车和城市公交车领域，如今这类车型已基本实现近100%电动化；第二阶段是乘用车领域，目前国内新售出乘用车的电动化率已超50%；第三阶段是商用车领域，当下国内新售出商用车的电动化率已达到30%。

盖世汽车：您认为这一趋势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邓永翰：首先其核心驱动力始终是全生命周期成本（TCO）。商用车必须要带来收益，因为它是生产工具，要能为运营方创造收益，所以围绕TCO我们需要考虑运营成本以及初始购置成本；与此同时，政策法规是推动这一转型速度的又一关键因素；而至关重要的还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如充电站、换电站等；然后最后一点是，技术需要达到产业化水准，比如电机、逆变器、车载智能互联控制器等核心技术。这些因素共同勾勒出我们当下所见的电气化转型路径。

盖世汽车：我们现在看到，当前电动车的发展正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那么在电动商用车领域，博世的技术和产品组合如何为整个行业的转型提供支撑？

邓永翰：一方面，我们很早就洞察到这一市场的巨大潜力。数十年来，我们深耕柴油动力市场，已建立起成熟的市场渠道和供应链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为客户提供系统技术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我们希望与客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非单纯作为客户的零部件供应商。我们提供集成的系统方案，例如我们的轻、重型电驱桥产品，与整车实现匹配集成是通过简单的接口；其次是产品的智能化属性，电驱桥并非单纯的机械产品，而是一整套系统，集成了电机、逆变器和软件系统，这套系统甚至能预测能耗。举个例子，为了保障车辆安全行驶、完成运输任务、确保准时交付，我们将软件功能深度集成到控制器电机和电驱桥等产品中，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要做客户的深度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供应商，我们与客户并肩协作，精准响应客户在快速投放市场、控制成本、提升运营效率和提高产品可靠性的核心诉求，以此来合力打造通用技术平台。

博世轻型电驱桥；图片来源：博世

博世重型电驱桥；图片来源：博世

盖世汽车：也就是说，博世也在随行业一同转型，从单纯的供应商转变为合作伙伴，对吗？

邓永翰：是的，我们正与行业内所有参与者一同转型。过去，行业的分工相对独立，如今技术和市场变得更为复杂，我们必须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很多情况下，我们与客户聚焦“团队一体化协作模式”，成效显著，双方整合所有技术储备，协同开发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满足应用场景需求。

商用车智能化

盖世汽车：好的，电气化无疑是行业发展的主线，而智能出行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在您看来，商用车智能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邓永翰：商用车智能化体现在多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车内智能互联，例如，动力系统、制动系统与热管理系统的协同联动；第二个维度是车端与云端的互联，实现远程在线升级（FOTA）及各类网联服务。这正是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度变革，也是我们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核心方向。

盖世汽车：商用车智能化的价值与乘用车相比，是否存在差异？

邓永翰：乘用车智能化的发展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核心价值聚焦于提升驾乘体验。不过，乘用车领域的成熟技术可以扩展应用到商用车领域，核心主要围绕TCO优化和安全升级两大目标。如今，源自乘用车领域的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商用车，如车道保持、车距预警、自动紧急制动等。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智能化技术底层逻辑相通，乘用车领域已经验证成熟的技术可在商用车应用场景下进行复用。

盖世汽车：从应用场景来看，您认为哪些场景最适合商用车智能化落地？

邓永翰：当前，商用车智能化正处于第一阶段，我们称之为L2或政策驱动的先进辅助驾驶系统（ADAS）。比如我们已推出的1R1V系统：配备一个摄像头、一个雷达可实现前向障碍物自动制动、车道保持等核心功能。随着技术成熟，这类系统的应用场景将持续拓展，技术也将进一步发展，实现深层次的先进辅助驾驶——L3甚至L4。

盖世汽车：那么要实现商用车智能化的大规模普及还需要哪些条件？

邓永翰：首先，商用车智能化并非落后于乘用车，只是两者的技术需求存在差异。商用车（尤其是物流车型）主要行驶场景不是城市道路，而是高速公路。针对高速场景，我们已推出车道保持等成熟系统，目前不存在实质性的技术瓶颈。我们当下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先进软件工具的系统集成降低智能化技术的初始部署成本，商用车的保有量相较于乘用车更低，因此我们需要成本更可控、更有效和更高效的方案。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降本增效，始终致力于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可以创造效益的解决方案。

战略定位与业务聚焦

盖世汽车：除了电气化和智能出行，行业还呈现出多动力系统并行的态势，例如纯电、混动、燃料电池及其他代用燃料。博世是为数不多具备全栈技术能力的供应商，那么博世如何支持整车客户选择他们的技术路线呢？

邓永翰：多样化的动力总成对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有稳定的市场规模，但市场需求被不同动力总成分流。我们在柴油和天然气动力系统领域拥有深厚的技术积淀和市场优势，我们将此全面拓展至多样化动力系统，如甲醇、氢燃料、纯电及燃料电池系统等。我们也深谙各类应用场景的需求，为客户推荐并适配最契合特定场景的动力总成方案。凭借在华深耕多年积累的负载数据，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路线选型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成本效益仿真对不同动力总成方案的全生命周期成本（TCO）做出预测。

盖世汽车：据了解，博世在 2024 年成立了商用车业务，这一决策背后的战略考量是什么？

邓永翰：是的，2024年春天我们决定成立商用车业务。在此之前，博世在华深耕商用车市场 20 余年，产品线覆盖共轨系统、转向系统、后处理系统、传感器及新能源汽车核心产品和系统。我们决定将这些系统整合成立商用车业务，我们看到随着新能源时代来临，整车客户正集中资源加速新一代车型研发上市，我们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组织架构，实现与客户的深度协同。我们整合内部资源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打破资源壁垒，通过博世集团内部资源协同，再结合与客户的深度合作，确保满足行业对缩短产品上市周期的需求。这一决策源于行业需求驱动，而我们主动整合全价值链资源正是为了更好地响应这一趋势。

盖世汽车：那么在博世集团内部，商用车业务如何与其他部门实现协同效应？

邓永翰：博世商用车集团直接隶属于博世智能出行集团中国区，打破了原有各业务单元的分割。在博世智能出行集团的统筹下，商用车业务可整合全链条资源，包括技术研发、供应链管理，快速推向市场。基本上从供应商开发到终端客户触达，我们形成了一体化团队，并直接向博世智能出行集团董事会汇报。

盖世汽车：博世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邓永翰：本土化是制胜市场的核心关键，包括供应链本土化、人员本土化、内部产业化落地以及研发本土化这四个核心层面。我们整合并强化了博世集团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应用的全流程协作，并将这一体系融入本土化运作，关键是我们需要与客户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我们需要精准洞察并理解客户的应用场景；第三，要有持续迭代优化场景解决方案的意愿，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精进的过程，既要对现有技术不断升级，又要对颠覆性技术持开放接纳的态度。

盖世汽车：那么博世商用车业务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具体是怎样的？

邓永翰：从行业外部来看，中国本土供应链已实现长足发展。我们在中国组建了专业的采购团队，这并非单纯的商务采购团队，而是具备技术能力的采购团队，能够与客户开展协同合作。我们联合行业力量培育本土供应商，将博世不自主量产的技术与本土供应商的生产能力相结合，实现技术落地，这一点对于成本控制、质量保障和快速投放市场至关重要。

盖世汽车：与欧美OEM相比，与中国本土整车厂合作有什么不同，需求存在哪些特点？

邓永翰：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投放市场的速度要求很高，一旦产品具备可行性，就会加速推进道路认证和小批量试装，以验证其场景适用性；第二个特点体现在技术路线图2.0中，本土整车厂从项目初期就会明确未来数年的成本目标。

盖世汽车：那么为满足这些特殊需求，博世采取了哪些措施？

邓永翰：首先我们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通过高效协同的运作模式挖掘内部潜力，组建商用车业务的核心目的也正在于此——不仅能有效降低成本，同时也能形成规模化降本的良性循环。

盖世汽车：能否请您重点介绍博世商用车业务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代表性产品和解决方案？

邓永翰：在动力系统领域，我们的核心产品是电驱桥。就产品尺寸而言，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产品，该产品已完成设计验证并实现市场化应用，覆盖3.5至49吨车型。与此同时，我们推出了EBS电控气压制动系统，可满足自动紧急制动（AEB）功能对更高安全标准的要求。在转向系统领域，纯电助力转向系统（EPS）已推向市场。车辆智能化方面，我们推出了商用车专用的雷达、摄像头产品。热管理系统领域，我们的产品涵盖电子压缩机、控制单元及多电子风扇等核心部件。

博世EBS电控气压制动系统；图片来源：博世

本土创新与竞争优势

盖世汽车：目前中国本土供应商正在迅速崛起，面对竞争，您认为博世的独特优势是什么？

邓永翰：我们提供依托智能软件打造的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将软件嵌入各产品控制器，并通过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实现整体效能跃升。我们的软件体系包含700余个底层软件模块和500-600个应用层软件模块，并且全部实现本土研发。这些智能软件可通过功能联动，降低整车能耗，将各子系统整合为高效协同的整体。这正是我们相较于单纯零部件供应商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我们的产品矩阵仍覆盖内燃动力、天然气动力等传统领域，更在当下至关重要的燃料电池领域布局完善。我们拥有四款氢动力模块产品，客户无需采购全套系统，我们可根据其需求灵活提供子系统方案，最大化实现客户价值。

盖世汽车：您强调博世不仅提供零部件，更提供系统级解决方案。这些系统级能力的突出优势体现在哪里？

邓永翰：我们的系统级解决方案围绕三大核心目标展开：效率、安全可靠性与舒适性。我们的软件功能开发始终以应用场景为导向，致力于优化这三大核心指标。以安全领域为例，我们为EBS开发了制动能量回收与紧急制动协同功能，通过将相关功能分布式部署于不同控制器，我们大幅缩短了从障碍物识别到紧急制动触发的响应时间，实现行业领先的响应速度，这正是跨域功能整合在提升产品可靠性与安全性上的典型体现。

盖世汽车：事实上，中国本土供应商的进步速度同样迅猛，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及其发展潜力？

邓永翰：我个人认为，竞争是一件好事，竞争能够推动整个行业向前发展，并筛选出真正契合行业目标的优质产品。因此，我们乐于参与这一领域的竞争。

在竞争中，我们始终坚守博世的核心基因：提供高品质、安全可靠且高效的解决方案。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创造价值。

盖世汽车：博世如何带领本土团队开展本土化创新以响应中国整车厂对开发速度和定制化需求的要求？

邓永翰：核心在于吸纳本土人才，中国丰富的高校资源是博世招揽人才的重要宝库。本土化的管理团队是激发团队潜能的关键，采购环节亦是如此。我们通过本土团队采购本土供应商的产品，并助力本土供应商成长。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进行研发工作，更投入资源进行前瞻性基础研究，洞察本土产业趋势，为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奠定基础。

未来规划与展望

盖世汽车：最后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您认为中国商用车行业未来将如何发展演进？

邓永翰：当前行业的一大特征是激烈的市场竞争，而这种价格和市场投放速度的竞争反而催生了丰硕成果——新能源商用车在短时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如今电动化率已突破 30%。我们也已经打造出高效的解决方案，成功响应了碳减排的要求。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些成果为中国汽车行业打开了超越本土市场的广阔空间。未来，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深度融合的商用车将进一步普及，开启行业发展新纪元，这也为技术与产品的全球合作和出口创造了巨大机遇。我对行业的未来发展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我坚信其前景一片光明。

盖世汽车：在电气化与智能网联新时代，博世未来的战略重心将聚焦于哪些新的核心领域？

邓永翰：我们的战略重心将是深度赋能客户的应用场景。如今中国商用车“走出去” 已成共识与迫切诉求，出口市场蓬勃发展，这也是当下我们与客户共同探索的重点领域之一。博世拥有全球化的布局优势，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设有服务网点、产业化基地和研发中心，并且深谙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我们正凭借这些优势助力客户的全球化征程。

盖世汽车：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整车厂出海的发展潜力？

邓永翰：这已经不仅仅是潜力，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我们的客户正逐步将出海潜力转化为实际成果。出海对中国整车厂而言，是一片极具前景的蓝海。中国的电动乘用车已成功打开国际市场，未来数年，具备产业化规模的电动商用车会在全球出口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盖世汽车：您认为中国整车厂出海会面临哪些挑战？

邓永翰：最首要的挑战是生产基地与出口市场的地理分离。而出口市场需要优先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售后服务，一旦产品出现问题，必须有便捷的服务网点提供支持，我们正通过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为客户提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客户出海打消了后顾之忧。

盖世汽车：展望未来，博世商用车业务的愿景和期待是什么？

邓永翰：我们的愿景是与更多客户携手合作，在新能源商用车的系统级解决方案中深度融入 “博世内核”技术，通过这种合作模式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并共同打造具备竞争力的系统解决方案。

盖世汽车：最后，您有什么想对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说的吗？

邓永翰：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合作，服务行业发展，助力客户成长，共同将这一美好愿景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