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150万次快门下的中国制造|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

编者按：2025年，经济观察报以“我们的四分之一世纪”为年终特刊主题，旨在通过数十位时代亲历者的故事，共绘一幅属于这段岁月的集体记忆图谱。

2012年6月18日，广东东莞。手袋厂的车间里，电车一刻不停。女工低头缝包，手顺着针脚移动，目光落在前方，却并未真正聚焦。包一只只被推到桌边，她的表情始终没有变化。这个动作她已经重复了太多次，几乎成了身体的本能。

占有兵是在这一刻按下快门的，他知道这些瞬间很快就会消失。镜头之外，是更多年轻而模糊的面孔，低头、起身、再坐下，在流水线上反复完成同样的动作。像这样的照片，他一共拍了150多万张。

占有兵今年52岁，出生在湖北襄阳的一个村庄。1995 年南下广东后，他在东莞的工厂系统里辗转多年，做过保安，也进入过管理层，后来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直到今天，他仍然习惯把相机背在身上。过去二十多年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拍照，用坏了四台相机，肩带被磨得起毛。他形容自己是“拍照的农民工”。

和他交谈时，很容易被他的讲述带回具体场景，工厂里的气味，机器马达转动时的声响，工人在流水线上的表情与去向。这些细节在他口中清晰而准确。

与此同时，他又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向更大的时间节点——SARS 的冲击、金融危机的震荡、产业升级与转移的过程。个人经验与时代变化在他的叙述中并行展开，像一部图文并茂的民族志。

三十年来，在东莞的工厂里，对工人的样貌，他看得很清楚。有人因为不敢喝水而得了结石，有人长时间盯着显微镜下的细小瑕疵，视力慢慢下降。困倦、专注、放空，这些表情在车间里反复出现，与马达的声响叠加在一起，成为日常的一部分。

这一切发生在珠三角制造业迅速膨胀的年代。台资、港资工厂不断外扩，劳务大巴一趟趟从内陆驶来，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送往南方。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涌入这片土地，在机器的轰鸣中寻找出路。

为了保存这些转瞬即逝的影像，占有兵在东莞城中村租下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仓库。里面堆放着他拍摄的150多万张底片，以及重达6吨、与打工生活有关的物件，有旧厂牌、泛黄的信件、密集摆放的搪瓷水杯……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影像只是被存放、被累积，没有明确的发表计划。直到近几年，它们才被带到更大的观看场域中。2025年7月，占有兵入围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全球短名单，同年，作品集《如此打工30年》出版。

但无论被放置在展厅还是书页中，这些影像记录的，仍然是那些曾经与他擦肩而过的工人身影，也由此勾勒出中国制造业三十年的时代轮廓。

保安视角下的流水线纪实

占有兵年轻时，村里人对“南下”并没有浪漫的想象。那是一条被现实逼出来的路，田地有限，县城里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一百来块，留下来，几乎能望到尽头。

他也试过别的出口。在武警部队服役时，占有兵把考军校当作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结果来得很快，学历不够，资格不符。那扇门关上后，他被直接推回原点。1995年，他跟随劳务队伍来到东莞。

那时的东莞，还远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制造之城”。一切都在建设之中，科技园打桩盖楼，厂房外是大片鱼塘，野草没过膝盖。打桩机昼夜轰鸣，浓烟长期笼罩着天空。“那几年里，几乎没见过像样的蓝天”。他说。

他进入工厂体系的方式很直接——拼体力。在一次招聘中，他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从一百多名应聘者中被留下，成为一名保安，月薪450元。

作为保安，他不需要站在操作台前，始终在生产线外围巡逻。每天，他在铁皮房与无尘车间之间巡逻，看见工人走进洁净室，鞋拎在手里，头发塞进帽子里；看见他们跟随机器的节奏工作，一站就是十二个小时，重复手里的工序。

在工厂里，时间并不是按日历流逝的，而是被拆解成重复的班次。占有兵记得，最早进入磁头工厂时，时间几乎没有边界，所有人都要服从24小时两班倒。车间、食堂、宿舍，三点一线，构成了打工者的全部生活。

生产线运作时，车间里只剩机器的声音，前后工位近在咫尺，却不能交谈。12小时班次里，只有两次休息，每次10分钟，女工们可以短暂脱离无尘车间，因此喝水、进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有人因此得了结石，有人空腹上班出现低血糖，被抬进医务室。

几年后，占有兵在工厂内部站稳了位置，成为保安主管。到2002年，他手下有12个组长，管理着一支多达500人的保安队伍；厂区高峰时期，工人23000多人。也正是在这个既靠近流水线、又不真正属于流水线的位置上，他开始长期按下快门。

用冷色调记录SARS风波

2003年，SARS爆发，工厂里的节奏第一次真正打乱了。占有兵所在的工厂很快开始裁员，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裁员这件事。

作为负责保安工作的主管，占有兵需要配合执行。通常，他会带着一名保安，走到被裁员工的工位前，通知对方立即离开岗位，不需要交接。电脑系统已经提前停掉，权限被关闭，所有文件失效。

随后，他陪着对方回宿舍收拾个人物品，再一起走到会计部。在那里，一个厚厚的大信封已经准备好，工资、补偿金等按照“N+1”一次性算清，字也已经签好。对方只需要接过信封，然后在保安的陪同下，被送出工业园区。“整个过程非常快，快到你都来不及反应。”他说。

真正令人不安的，是未知和等待。大多数人只是在前一两天，隐约听说“可能要裁员了”。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谁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轮到自己，开始议论、猜测，互相试探。第二天一早，保安通知去会议室。“你就知道，那个人要走了。”

那是占有兵第一次清楚地感受到，打工者的处境可以在一夜之间翻转。他原本以为生活已经走上轨道，却发现这种稳定并不掌握在个人手中。

他和周围人大多数人一样下定决心，要拯救自己。有人迅速投简历，寻找新机会；也有人留下来，开始研究公司里相对成熟的管理体系，学习共享盘里存放着大量培训资料。那段时间，占有兵也下载并整理了许多文件，开始系统学习管理学和心理学书籍，提高学历和英文能力。

裁员之后，工厂并没有停下来，只是节奏明显慢了。订单量减少，但生产线依然运转。有时，占有兵沿着巡查路线经过生产车间。车间外侧设有一条参观通道，用双层玻璃隔开。隔着玻璃往里看，并不是所有工位都在忙碌。有的生产线上，员工已经到岗，却没有货可做，人坐在那里，机器关着。

员工必须来上班，企业在等待，等待订单回流，等待冲击过去。

裁人、留人、迁徙

SARS带来了一次突如其来的震荡，而2008年金融危机，更像是一种缓慢而持续的冲击。

工厂没有停摆，机器依旧运转，只是数量在减少。过去一个周期能接到十个订单，慢慢变成五个、三个。原本贴满厂门口、电线杆的招工广告悄然撤下，留下来的位置显得空荡。

占有兵记得，最直观的变化发生在招工这件事上。早些年，劳动力是典型的卖方市场。找工作难，工厂挑人极为严格，染黄头发的不行，有纹身的不行，上班不能穿拖鞋，入厂前要考试，统一着装。管理方式直接而粗放，罚款、警告、开除都是常见手段。

金融危机之后，这套逻辑开始失效。

一些原本规模在数万人的大型工厂，开始逐步减员、减少招聘。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发生变化，浦东新区建成，京津塘地区开发，苏州、昆山一带出现一批设施完善的第三代工业园，西南地区也陆续承接产业转移。就业渠道变多了，流动方向不再只指向珠三角。

一个看似矛盾的局面出现：一边是订单收缩、减员控本，另一边却逐渐出现招工难。

“你会发现，过去那种随便挑人的方式行不通了。”占有兵说。工厂开始意识到，如果仍然沿用罚款、警告、简单淘汰的粗暴管理方式，很难留住人。

于是，工厂里有了一些改变。宿舍装上了空调，厂区里的卡拉 OK 厅、图书室、桌球室重新被启用，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营造一种生活感，甚至通过文艺、体育活动，模特比赛等方式，对外释放“待遇不错”的信号。

占有兵拍下了这些变化。新装的空调外机、重新布置的公共空间、活动现场热闹的场面。这些画面在当时并不显眼，但后来被他视为一种转折——企业开始从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转向试图维系一种更稳定的用工关系。

与此同时，更深层的变化也在长曝光下显现。

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用工规则被重新书写，入职一个月内必须签订合同，社保、公积金逐步成为强制要求。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成本快速上升。外资、台资和港资企业开始选择把部分流水线转移出去。

占有兵开始频繁拍到“离开”的痕迹：被封存的设备，闲置的厂房，拆迁前清理出来的空地。并不是一夜之间的撤离，而是分批、渐进的转移，先向内地，再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传统“三来一补”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要么转型，要么停办，要么外迁。

数百万次快门下，占有兵看到了中国制造近30年时间里的结构演进：

以东莞的数控刀具行业为例，二十多年前，这一领域在国内几乎是空白。最早的一批从业者，跟着台湾、香港、韩国的企业学习，在对方工厂里做生产，熟悉工艺，再购入相同的机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产线。

到今天，中低端机床和刀具已基本实现国产替代，价格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而品质差距并不明显。中国制造的优势，开始体现在规模化之后的成本、效率和响应速度上。

真正的难点，逐渐集中到更高端的部分，更精密的材料、更极限的加工精度。过去，加工精度达到几个微米已经足够；如今，要求进入 0.1微米区间，难度呈指数级上升。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企业需要持续更新技术和组织方式。

这些宏观调整，在占有兵的镜头里被拆解成更具体的变化：招聘公告上的措辞改变了，厂区的功能被重新规划，一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出现。

一个拒绝代表时代的档案库

如果一定要问，是否存在某一张照片或某一组影像，可以代表过去三十年，占有兵会非常坚决地否定。

在他看来，社会从来不是静止的，也不可能被某一个瞬间概括。单张照片只能停留在时间的一个截面，而时代的变化往往发生在这些截面之间。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一刻拍到了什么，而是同一块场地、同一种生活方式，在不同阶段如何发生偏移。

正因为如此，他并不把拍摄理解为捕捉决定性瞬间，而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观察。为了不让材料散落成碎片，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套清晰的整理线索，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生命周期为纲，以资本对工业区的影响为轴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进行正向、横向、交叉乃至反向的记录，照片、视频、文字、实物与录音，被纳入同一套观察体系中。

除了让“人”进入画面，占有兵也更愿意相信材料本身的力量，代替语言上的过度解释。因此，他几乎拍下所有遇到的对象，却在整理阶段进行极为细致的区分，日常分类已有六七百个文件夹，进一步拆分后接近两千个。每一个文件夹，都对应着打工生活的一个侧面，而非某种预设结论。

在更长远的计划中，他试图持续记录，一个人如何在工业体系中流动，产业如何改变地域，资本又如何重塑日常生活。这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对拍过的地方，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回去再看一眼，对照变化发生在哪里。

他提到，1990年代中期，人们外出打工还在写信、发电报、寄照片；今天，通讯方式本身就足以写成一部社会史。交通亦是如此——从拥挤的绿皮火车、闷罐车，到高铁、飞机和私家车并行，人的移动方式被彻底改写。

流水线之后的人生显影

占有兵没有回避一个事实：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一个相对稳定、持续向前的发展阶段。没有长期的大规模战争，重大灾难多为局部，技术和生活方式得以不断推进。正因为这种“顺利”，反而容易让后来者失去比较的基准。

在他的记忆中，像他这样早年外出打工的一代，是从极为匮乏的起点出发的。穿补丁衣服、吃不饱饭是常态。巨大的物质落差，塑造了不同世代对“困难”的理解方式。今天，当焦虑、烦躁和躺平成为高频词时，他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人们失去了一个可以对照的历史坐标。

这种流动，对家庭结构和个体认知的影响同样深远。早期打工的一代，往往将孩子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而能够将孩子带入城市、工业区生活的人，成长路径又完全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参照，在不断流动中被打散、重组，生活因此显得更加不确定。

这些判断是占有兵通过反复回访才得出的。

前不久，他去了新疆阿合奇县。2009年至2014年间，当地一批年轻人曾通过县政府组织的集体劳务输出，来到东莞的鞋厂、电子厂和手袋厂打工，高峰时期在岗人数接近七百人。后来，他们陆续回到家乡。

这次回访，他带回了1000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也将剪辑好的纪录片放映给工友看。许多人已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年轻人，过去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逐渐改变，定居点和小区在各个乡镇出现；有人开起小店，有人进入企业做管理，也有人跑起出租车，分散在不同的行业中。

当年在工厂里攒下的工资，成为他们人生中的第一笔积累。更重要的是，那段流水线上的经历，改变了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技术、教育与流动，正在悄然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

今天，这些人的孩子已经可以熟练使用普通话，手机上也有柯尔克孜语输入法。变化并非直线推进，往往伴随着反复和回摆，但总体方向始终向前。在这样的流动中，人们不断适应，也不断寻找新的位置。

在占有兵看来，人生也并非线性上升，而是在多次波动中不断修正。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曾深刻影响个体命运。

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种差异：我们习惯用一天一次的日出日落理解时间，但空间站里的宇航员，每九十分钟就能看到一次；而远离太阳系的探测器，甚至已经看不到太阳。当观看尺度发生变化，原本习以为常的判断便会失效。

正因如此，他始终认为，一张照片无法说明什么，但当成千上万张照片并置，时代会自行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