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占斌：如何理解“十五五”对“人”的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10月23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报》）。

《公报》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十五五”时期同时承担着“国内转型换挡、改革任务收官、全球规则对接”三大历史功能，是连接“第一个百年”改革成果与“第二个百年”复兴宏图不可替代的枢纽工程，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由此确立。

张占斌认为，《公报》呈现出未来“十五五”规划的一些亮点，比如找准战略定位、注重各类政策协调配合、突出新质生产力等。

《公报》将实体经济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公报》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张占斌认为，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而且比起“产能”概念，“比重”更侧重产业链价值，需要推动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投入机制。

《公报》多次提及“人”的关键性，比如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等表述。

张占斌说，“十五五”时期把“人”置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质上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升华光大，让“人民至上”的治理信条融入理论与实践。

｜对话｜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张占斌：可从“时间坐标—改革坐标—全球坐标”三条轴线，完整把握其“承前启后”的枢纽意义。

从时间坐标看，这是打通“两步走”战略的关键“中继站”。党的二十大将“两步走”细化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而“十五五”（2026至2030年）恰好处于前后两个五年的交汇点——前接“十四五”开局、后启“十六五”冲刺；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衔接点——2029年完成新中国成立80周年改革清单，2035年实现第一阶段现代化目标。因此，“十五五”是检验第一步“有没有跑起来”的唯一可观测区间，也是为第二步“加速跑”积蓄动能的最后一次系统换挡。

从改革坐标看，“十五五”是300多项重大改革任务的“竣工节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9年完成全部300多项改革任务”，时间轴与“十五五”完全重叠。

规划执行的过程就是改革验收的过程，2029年要对账销号，2028年底必须完成“压力测试”，2026至2027年必须完成主体工程。一句话，“十五五”规划是三中全会改革清单的“五年工期表”，没有这一阶段，改革就可能停留在政策文本层面。

从全球坐标来看，“十五五”是同步全球规则重构的“窗口对冲期”。2026至2030年也是国际贸易、数字治理、绿色金融等高标准规则的密集定型期。中国能否在“十五五”期内，把国内制度型开放成果固化为法律法规，直接决定我们在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新一轮规则竞争中，拿到“首发席位”还是“候补席位”。

因此，“承前启后”不仅是接续自身现代化，更是把“中国改革时钟”与“全球规则时钟”重新对准的唯一机会。错过这五年，就要付出更高的制度接轨成本和时间代价。

综上，“十五五”时期同时承担着“国内转型换挡、改革任务收官、全球规则对接”三大历史功能，是连接“第一个百年”改革成果与“第二个百年”复兴宏图不可替代的枢纽工程，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由此确立。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公报》内容呈现了“十五五”时期的哪些特点？如何理解“十五五”规划相较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延续性和创新性？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表述？

张占斌：从《公报》看，未来将出台的“十五五”规划亮点颇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找准了战略定位。“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深刻把握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为规划找准战略定位，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民生福祉。

二是注重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十五五”时期将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同时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支撑，还强调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实现各领域协同发展。

三是突出新质生产力。“十五五”时期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增加基础研发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同时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赋能作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十五五”规划对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纲领性文件的延续性和创新性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为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路径科学，这与三中全会决议等重要纲领性文件中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要求是一致的。

创新性在表述上有诸多变化：“坚持人民至上”进一步升华了价值追求；新增“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自觉遵循，且“有效市场”置于“有为政府”之前，凸显市场核心地位；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彰显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维；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彰显改革攻坚与开放升级的协同推进；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体现出发展逻辑的整合优化和实践路径的精准聚焦。

经济观察报：如何理解中国“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个“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是什么？

张占斌：中国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是基于中国众多显著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竞争优势。

从比较优势来看，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

这不仅能够摊薄制造业的研发、投资、物流、营销、采购等成本，还能形成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创新空间，为各类新产品、新服务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达28%。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形成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使企业能够在国内便捷地获取各种零部件和原材料，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形成综合成本优势。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根本保证，中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持续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不断增强。战略规划和短期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应对经济发展中的各种挑战，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从后发优势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避免走一些弯路。同时，能够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具有较大的升级空间。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5G通信等领域，中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直接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标准，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追赶。

从竞争优势来看，中国科技创新活跃。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加，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活跃的科技创新有利于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迭代升级，能够支撑新兴产业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中国已经建成460多万个5G基站，5G基站建设规模大，网络覆盖范围广。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0%，新能源发电增量占全国新增发电量的近50%，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高，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在光伏、风电等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和产业优势，为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无论是消费互联网还是产业互联网，都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例如，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都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应用场景优势，这些应用场景也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地需求和动力。

经济观察报：《公报》特别强调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其中继续强调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怎么理解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是指产能的概念还是产业链价值的概念？如何和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

张占斌：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指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全方位支撑。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7月发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上半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5.7%，与2024年全年相比基本持平，仍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较高水平。虽然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前后的30%以上逐步回落至当前水平），但其在工业内部占比持续提升，显示出制造业“由大向强”的转型趋势仍在延续。这一比重既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过高易带来资源与环境压力加剧等问题，过低则易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削弱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它更侧重于产业链价值的概念，要推动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以科技创新培育制造业新动能，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通过强化要素保障、降低综合成本、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等措施，提高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经济观察报：本次会议公报，多次提及了“人”的关键性，比如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怎么理解“十五五”时期，对“人”的强调？

张占斌：通过《公报》可以看出，未来要出台的“十五五”纲要要把“人”置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质上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升华光大，让“人民至上”的治理信条融入理论与实践，具体可从三重维度体悟其深意。

第一，《公报》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写入宏观经济总方针，意味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不再只是社会政策“附件”，而是与高铁、5G、算力同等地位的“核心基础设施”。

第二，三中全会《决定》提出300多项改革，其中120余项直接对应“人的全生命周期”，形成一条“出生－教育－就业－养老－临终”可量化、可追责的改革闭环，真正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成为可检验的政绩标尺。

第三，面对外部风险、内需收缩、人口增长放缓三大挑战，“十五五”把“动员全体人民”机制化。把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质量红利，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把“人民是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力量源泉”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制度底气。

“十五五”对“人”的强调，是通过“民生为大”的财政排序、“美好生活指数”的政绩考核，把“人民至上”写进预算科目、写进改革节点、写进治理流程，让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成为每一个人可感、可及、可持续的“人的全面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