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页新生，一场卷帙遗韵的复原之旅｜文物修复

郑文灏/文 漫漫长河，纸张终会斑驳。虫蛀、灾害、霉变、老化、侵蚀……一本本承载着华夏记忆的古籍在岁月斑驳处日渐残破。但总有一群人在无人知晓的不光鲜处，复原历史的厚重。他们缝补着时间的罅隙，用匠心诠释着心灵手巧。他们，便是古籍修复师。

《永乐大典》：“修书即修行”

“我就是一个修书的，咱们现在讲叫古籍修复，修是指修补，复是复原。”杜伟生如此描述这个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职业。

杜伟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从事古籍修复 40 余年。他熟悉中国籍的各种装帧形式，掌握了中国古籍各种装帧形式的修复技术和中国传统字画的装裱技术。经手修复的古籍，有南北朝到唐末的敦煌遗书、宋《文苑英华》、明《永乐大典》以及其他善本古籍。此外，他还是《古籍修复技术规范与质量标准》国标的制定者。

杜伟生的工作经历过转折，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修书这份职业。自 1974 年从部队退伍后，杜伟生便被分配到国家图书馆图书修整组，当时作为新手曾跟着几位在北京琉璃厂从事过古籍修缮工作的老师傅学习，在古籍修复、版本鉴定方面都学到了不少真本事。至今，杜伟生还记得作为左撇子的他被师傅们拿钢尺纠正的日子。

对于杜伟生来说，其修书生涯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负责《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永乐大典》是是明代永乐皇帝命解缙、姚广孝等人编纂的大型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始纂于永乐元年( 1403 年)，皇帝亲赐书名《永乐大典》。其全书 22877 卷， 3.7 亿字，装成 11095 册。如果每天看一册，也得花 30 年时间。作为一本古代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绝对为一本皇皇巨著。“说《永乐大典》是‘文化长城’一点不为过。”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说。

《永乐大典》十分珍贵，但由于历史原因，团聚之路异常艰难。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永乐大典》数量停留在 224 册，其余存世的 200 余册散落在英国、日本等地 30 多个收藏机构中。而随着时间流逝，部分历经磨难的大典破损较重，亟待修复。

2002 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大典修复工作。但大典修复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着了诸多难题。大典书皮用的是绢，可现代的绢，哪怕是最粗质地的，都和原书皮材料相差甚远。杜伟生和同事们几乎跑遍北京的绸布店，最终找到一种生丝织品，其外观和薄厚与大典书皮用料相近，再用传统中国画颜料刷染上色，让新换书皮与原书皮颜色趋于一致。

在制作书皮面板时，由于《永乐大典》书皮厚，用手工宣纸糊制需要四五十张，但低温时，这么多层纸裱糊在一起很难干透，还易发霉。而北方暖气带来的温度升高使裁切好的纸板和书皮缩水，导致返工。“北方这个暖气太可恨了。”现在说起这事，杜伟生还是显得有点无奈。为解决这些问题，杜伟生和同事们只能在糊制时减少托裱层数，确保干透。

工作时的杜伟生

“整旧如旧”是修复过程中的核心原则。于是到书页修复时，杜伟生多采用“掏补”法。在不拆掉书皮和纸捻的情况下，把毛笔和补纸伸进书页中间修补破洞。这个过程就像绣花，得小心翼翼地去掉补纸四周纸毛，掀书页不能快，补完一张才能继续下一张。而且修复过程中要注意登记书号、卷册，保存脱落书皮的破损碎片，纸捻断了也不能添新锥眼，装书皮时浆糊用量要合适，保证书背平整。就这样，经过 9 个多月的努力， 158 册《永乐大典》重焕生机，杜伟生和他的团队用爱与耐心让这部古籍瑰宝再次闪耀。

杜伟生的工作台

当问起杜伟生怎么看待自己和古籍的关系时，他用“古籍医生”一词形容自己。在他的眼中，书是有生命的物体。而修书之后看到“病人”手脚齐全、重新站立，便是一位“古籍医生”最大的成就。“你只有从心底里珍爱它，你才能不厌倦一干就是几个月的绣花活儿。”杜伟生说。

《永乐大典》封面

《敦煌遗书》是如何复活的？

在古籍修复的世界里，朱振彬宛如一位执着的守护者，他与《敦煌遗书》的故事，充满了挑战与传奇。

朱振彬踏入古籍修复领域，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的他，年轻且充满热情，在古籍修复大师张士达的言传身教下，开始了漫长的学艺之旅。从最基础的认纸、打糨糊开始，朱振彬逐渐掌握了古籍修复这门古老技艺的精髓，也养成了沉稳专注的性格。

1989 年《敦煌遗书》修复正式启动，这成为朱振彬古籍修复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敦煌遗书》，那是对 1900 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 17 号洞窟中一批书籍的总称，包含了公元 2 世纪至 14 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总数约五万卷，它们宛如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却因岁月侵蚀而伤痕累累。

当朱振彬和同事们真正开始修复工作时，面对的是重重困难。由于藏量巨大、年代久远，《敦煌遗书》的修复只能以抢救为主，重点修复那些“病入膏肓”的书卷。书卷因纸张不同，破损状态也各异。其中，采用竹纸的古籍常常脆化为很多细小的碎片，有的如寸许，有的仅像大米粒儿一般。朱振彬化身为拼图能手，他小心翼翼地拆开古籍，揭开每一叶，用手兜住那些如雪花般脆弱的碎片。这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每一片碎片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前

拼好碎片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为精细的“微相入”环节。朱振彬使用的“微相入”方法，有着古老的渊源，早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他拿起充当“手术刀”的普通毛笔，蘸上比米汤还稀的糨子，待笔尖不滴糨子时，才轻轻点在碎纸片的边缘，牵引着碎片和书叶之间的毛茬轻轻搭上。这是一个对力度和技巧要求极高的过程，下笔稍微重一点，碎片就会粘在毛笔尖上不肯下来，再一提笔，就会彻底从古籍上揭走，损伤书籍；下笔轻了，碎片和书叶之间搭不上，一拎起来碎片掉落，又得重新拼图。在这个环节，朱振彬的工作间安静得仿佛时间都停止了，他全神贯注，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比，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

朱振彬工作照

而对于那些采用皮纸的古籍，老化后的情况同样棘手。皮纸的纤维略长于竹纸，老化时形成的“酥皮”并不会断裂成一个个碎片，而是纸张的纤维异常稀疏，絮化得就像豆包布，叶面上的字迹也都走样变形。给这样的书叶做“微相入”时，每一次操作的空间还不足一毫米。朱振彬深知，此时成败的关键就是经验，他在毫芒微渺间操作，犹如在悬崖边行走，稍有不慎就会对古籍造成损害。

朱振彬的专用修复工具

在修复的漫长过程中，朱振彬和同事们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比如，古籍修复不能戴手套，因为只有用手触摸到书，才能知道指尖该用多大力度，才能感受到古籍的历史韵味，书角磨损的圆角等历史痕迹都要保留。而且，修复过程中要确保材料的安全与合适。糨糊必须是自己动手制作的纯天然小麦淀粉制品，水要用纯净水或蒸馏水，这样才能保证糨糊的可逆性，为未来可能的再次修复留有余地。

从 1989 年到 2013 年，朱振彬和同事们在《敦煌遗书》修复工程上耗费了 20 余年。让《敦煌遗书》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在历经沧桑后重获新生。

敦煌遗书专藏之《成唯识论了义灯钞科文》修复后

用修复技术延续古老藏书阁传承

王金玉， 1962 年生于宁波， 1978 年年仅 16 岁的她从宁波甬剧团来到天一阁工作，开启了与古籍修复长达 40 多年的缘分。

天一阁是明代进士范钦的私人藏书处，位于今浙江宁波，是中国现存年代最古之藏书楼。阁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天一阁从建立以来便有着极为严苛的规定以限制登楼。黄宗羲曾破例被允许登楼，留下了“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的感慨。在黄宗羲之后，近两百年仅十余名大学者获准入内。乾隆时，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名声大噪。历经自然灾害、朝代更迭与战乱，天一阁的藏书遭受了各种磨难。现在，天一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初到天一阁时，王金玉对古籍修复一无所知，只是个热爱唱歌跳舞的年轻姑娘。然而，在接触古籍修复工作后，她逐渐沉浸其中，工作时能快速进入“禅定”状态。她独立修复了包括《天圣令》、《西都杂例》等众多珍藏刻本，成为天一阁藏品修复部主任。 2012 年，她主持编写的《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为全世界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王金玉工作照

2018 年，王金玉率团队启动了天一阁馆藏 58 册《复庄今乐府选》修复项目。这套书是清代文学家姚燮编选的历代戏剧类文学作品总集，分藏于多地，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受潮情况不一，且是在曾被修补过的基础上再次破损，同一页纸不同部分颜色不同，其中 19 册甚至无法翻阅。

修复前，她先是到库房调研，针对古籍破损情况提出初步方案。古籍出库后，按照材质相近、厚度略薄、颜色宁浅毋深的原则从近三百种手工纸中挑选修复用纸。

她坐在工作台前，面对这套受损严重的古籍没有贸然行动。为避免页面不平整和修补方式不统一的问题，她用精巧的工具，极小心地把之前修补部分揭离，让古籍原始破损状况完全呈现。同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她在众多纸张里精心挑选几种不同颜色的修补用纸，拿着纸对着光仔细比对色泽、纹理，努力还原古籍原始状态。

古籍修复过程

王金玉讲授修复经验

缀补时光的“一代国手”

“看一部书修得好坏，不能看是否修复一新，要看是否古风犹在。”这是张士达对弟子说的话。

张士达先生于 1902 年出生在河北。 16 岁时，他因生计踏入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开启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在那个时代，肄雅堂是京城装裱修复的金字招牌之一，经营范围广泛，更是以修复破损古籍为拿手好戏。年轻的张士达在此处刻苦学习，白天忙碌于店里事务，夜晚则与店主丁梦松的孙子一同抄写书目，在书籍装订与修复的技艺海洋里不断汲取经验。他天资聪颖且心细如发，对书籍残页缺字、版本类型、收藏流向等信息了若指掌，这为他日后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年学徒期满后，店主因看重他的为人与技艺，又将他留用四年。此后，他凭借自身努力开设了“群玉斋”书店，凭借精湛技艺结识了众多文化名流，被誉为 “一代国手”。

《蟠室老人文集》是南宋名臣、文学家葛洪的文集。葛洪，字容父，自号蟠室老人，东阳人，宋淳熙十一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其文集著有奏议、杂著文二十四卷。此书原藏东阳葛氏祠堂，清光绪年间尚存十一卷，后命运多舛，在上海一纸厂车间废纸堆中被发现时，仅存《文集》十四、十五两卷，成为海内孤本。尽管如此，它依然凭借其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先后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南京图书馆十大馆藏古籍珍品，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珍宝。

1957 年，为编纂《中国版刻图录》，赵万里先生在全国搜访善本时发现了这部已残破不堪、散落严重的《蟠室老人文集》，随后将它带回北京图书馆，交由张士达先生修复。修复前，全书受潮、霉蚀，水渍脏污遍布，多在书叶折缝及版框外。部分书页粘连、絮化、虫蛀，文字残缺，书册装帧也已残破，书叶散落，亟待修复。

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张士达先生精心制订修复方案。他首先选配修复用纸，书叶补纸多为略薄于书叶的旧皮纸，依书叶颜色定色，浅黄色为主，少数略深，甚至可能用残存护叶修补；护叶用纸也是旧皮纸，米黄色；衬纸为薄皮纸，米白色；书皮用纸则是经打蜡砑光的瓷青纸。

在修补书叶环节，张先生选择揭开粘连书叶，拼接残缺文字和栏线，依书册部位及书叶颜色选纸，按破损程度确定修补搭口宽度，湿润修补后检查调整，书叶修复后平整，多数在相对湿润状态下修补，首尾叶虽破损严重但未托裱，且修补前未专门清洗，仅在修补时稍加处理。

装订书册时，他仿照“黄装”样式，先将书叶折叶、修剪、锤平，每叶加衬纸并点粘左右侧，墩齐压实后点粘成册，再粘加护叶，压实打磨，包裹瓷青书皮。这种装订方式既考虑到书叶厚、残破多的情况，提高了书叶韧性和平整度，又因折缝残破不宜浆背而改为点粘书口，同时版框外区域狭窄也使“黄装”成为合适选择。

修复完成后，此书还配有金丝楠木书盒，第二册第一张后护叶右半叶左下角粘有赵万里手书的“一九五九年一月张士达装”签条，明确记录了修复时间和人员，使其成为我国现当代古籍修复史上极具价值的重要作品。

张士达修复的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

参考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官网

新华网：《永乐大典》：沧桑历尽续传奇

中国新闻网：揭秘《永乐大典》修复：曾被暖气困扰 细致如绣花

北京日报：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修书即修行

光明网：以补天之手修复古籍，携匠心精神传承技艺

臧春华.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修复考J.图书馆界, 2019 ,( 03 ): 72-74+78 .

邱晓刚.张士达与《蟠室老人文集》J.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7 ,( 04 ): 93-94 .

新京报：北京文化守护人｜朱振彬：让古书“复活”

澎湃新闻：敦煌遗书脆化成“酥皮点心”，还能修好吗？

新民晚报：给国宝续命，让古书复活，国图古籍修复师成功修复“天禄琳琅

光明网：藏书阁中修书人，禅定一事终一生

人民网：王金玉，天一阁“修书” 40 载

澎湃新闻：致敬她力量｜妙手传书香，“我在天一阁修古籍”

图片 | 郑文灏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