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
2024-07-27 10:57:00
(原标题:专访张占斌:深化改革需要把人们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决定》指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时间节点: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锚定总目标,《决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张占斌说,《决定》不仅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措施相衔接,更将改革向深化推进,呈现出更全面、更具体、更重体制建设的特点。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下称《说明》)进一步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张占斌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既然是首要任务,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着这个目标。
此外,《决定》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外,也提出要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张占斌说,推动国家治理也需要改革具有一个更广泛的视角,“但治理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而是一个多方参与的过程”
按照《决定》设定的时间表,改革措施需要在2029年完成。对此,张占斌说,这张改革时间表反映了改革决心大、底气足,但难度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说任务是很艰巨的。
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改革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和活力。《决定》也有多条相关改革措施:“以调动全党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加强诬告行为治理”等。
张占斌说:“如果社会上的人没有心气儿,没有积极性和热情了,那改革推动起来就会阻力重重。所以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们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
|对话|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经济观察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是如何衔接的?
张占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这种衔接。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迈出了关键性、决定性的步伐。经过十年建设,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现在看,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需要进一步向高水平迈进,因此强调了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决定》对2035年的目标如此表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35年目标中把“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独写进去了,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特别期待。
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定不移让中国市场捍卫市场经济的尊严,坚定不移地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凝聚共识、增强动力。
经济观察报: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相比,《决定》及《说明》提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
张占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既然是首要任务,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着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能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这就涉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涉及如何更好地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
经济观察报:《决定》强调了市场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还提及了要“弥补市场失灵”。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将会迎来更多规范性政策?
张占斌:这个提法之前也出现在不同的文件中,但这是首次进入《决定》这样级别的文件中。我们之前说很多领域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所以现在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什么叫“管得住”?这绝对不能机械地理解成要一刀切,要严管。“管得住”换个词理解,应该是叫“管得好”,本意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管住市场中那些不好的部分,而不是什么都管。
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很难判断的。特别是在新的行业、新的模式不断出现、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些干部可能会跟不上形势。干部看不懂、看不清,就乱干预,肯定做不到“放得活”,也做不到“管得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实际上对有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不断提高自己的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对市场的规律性理解和认识。
经济观察报:《决定》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提法,比如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之外,又增加了一条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如何理解这第三个“相适应”?
张占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整个国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治理水平也需要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
国家治理涵盖范围极广,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安全,都在治理的范畴中,治理水平的提升需要改革的不断推动,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纳入改革目标,也意味着改革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角。
当然,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理解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管”,“治理”更多强调的是一个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与国家治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决定》提出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个和此前“健全宏观调控”的表述有所不同,特别是其中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这将是一个什么机制?
张占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述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们每五年就会出台一个五年规划,同时我们还有一些中长期规划,这是我们国家宏观政策上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衔接性。
但随着规划的制定,我们渐渐发现,其中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专。我们还出台了一些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进行配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规划体系。
接下来,规划的落地又需要更多政策的配套,要有政策体系进行协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变成了以前有些地方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变成一个走形式的事情,规划失去了本身的引导和约束作用。所以,规划不仅需要有系统性,还要与政策衔接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样才能一张蓝图绘到底。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就是希望将顶层设计的大方向和时间节点,特别是一些有具体指标的方向和政策衔接起来,要让政策跟着时间节点不断跟进。这也是属于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国家要是没有大的规划,没有政策的衔接,一旦列车发动了,再要掉头,就会耽误很多时间,造成很大的浪费。
经济观察报:《决定》涉及诸多领域,但其中也有一些主题词,比如我们能看到“城乡”是一组关键词,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围绕推动城乡融合推动的。
张占斌:破除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关注的改革内容。目前推动城乡二元制融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召唤:如果我们城乡再不进一步融合,我们经济增长的动能就会出现缺失。新市民化的推动,可以让农村人口更好融入城市,他们会在城市里消费、置业,也会给经济注入新的动能。
此外,这种融合也会逐渐推动解决长期的二元制问题,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实际上也是共产党要解决的一个历史性问题。
经济观察报:《决定》中有多处提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措施。此外,多处还提及了对各类企业、各种所有制的统一要求和期盼,比如“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等,这释放了哪些信息?
张占斌:一方面,《决定》强调了对各种所有制平等对待,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是同等重要的,做了好事都要表扬、做了坏事都要用法律约束,这就是“一碗水端平”,不管国有经济、民营经济,都得在同等要求、同等待遇下进行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还是具有很多特殊性,实践中面临着更多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此,《决定》也提出了很多保护民营经济的改革措施,比如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经济观察报:《决定》中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的定位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张占斌:市场化和法治化是中国改革的两轮,中国改革一方面需要建立一个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改革也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有了这两个轮子,我们的治理水平能不断提高,制度优势能不断凸显,中国改革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需要激发社会积极性和活力
经济观察报:总体来看,《决定》体现了哪些特点?
张占斌:整体读下来,《决定》有几方面特点是比较鲜明的。
一个特点是全面、具体。《决定》涉及的领域很全面,每个领域里的改革措施又十分具体,等于清晰地把改革的“大写意”通过每个领域的“改革施工图”画了出来。
另一个特点是注重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贯彻的原则之一。《决定》的改革措施很多是和机制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就曾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可以说是制度建设“始于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如果我们把这些制度都能够更好地构建和完善起来,我们也可以形象地说是“成于习”。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制度建设不是越多越好或者越少越好。有些干部容易将“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错误理解为制度越多越好。
所谓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指要从实效出发,以是否适当、是否管用作为制度建设的标准。该完善的制度要完善,该改的制度要改,该废止的制度也要废止。制度建设中也要注重适当留白,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市场一个探索的空间。制度太多、管得太细,可能就没有探索的空间了。
《决定》提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我们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制度与新质生产力并没有完全匹配,所以才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这才是目的。而不是用很多制度把生产力给管住了,把社会活力给管住了。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秩序和活力”的原因。
此外,《决定》与民生、与老百姓急难愁盼紧密相关的内容更多了,也更全面了。
民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也好、制度完善也好,最终目的是要让人们过上更好的日子。从这个角度讲,下一步改革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更多人对改革的热情和积极性,将改革不断推进向前。
经济观察报:此次《决定》在很多内容上体现了“问题导向”的原则,并提出了改革要“更重实效”。对此,你怎么理解?
张占斌:这两年社会经济遇到不少困难,压力较大,大家都有点焦虑,对改革的预期就很高,希望《决定》中的改革措施能有些“大当量”效果才好。但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深水区需要非常整体、精细的改革措施来推进:一方面改革要往更加全面的方向走,不像以前一样,集中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方面;另一方面,改革措施需要非常具体,要有针对性地把一个领域的改革措施说明白了,改革不仅要提供一张“路线图”,还需要提供一张“施工图”,要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一步步推动着这个国家往前走。
这也是《决定》强调,“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一方面改革措施比较具体,另一方面300多项改革举措也有非常明确的完成时间表——2029年,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张占斌:这张改革时间表反映了改革决心大、底气足,既然提出了这样的时间表,也表明了党中央有决心有能力有办法来完成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但从难度看,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说改革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改革时间表也是一种倒逼机制。
经济观察报:你多次提到“积极性”和“活力”,这两个词也多次出现在《决定》中,它们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占斌:这是两个很重要的词汇。改革一方面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要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是什么?社会活力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只有人人都想着推动改革、推动现代化发展,我们的改革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这也是我们从此前的改革中积累的经验。
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地方、有的人比较有积极性,而有的地方、有的人积极性就比较弱,就是我们所说的“躺平”。当然“躺平”中有些可能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比如个人的患得患失、不思进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制度和机制体制还不够合理,限制了很多人,甚至限制了一些干部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也是我们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机制都非常圆满的话,是100分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就不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了,而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经济观察报:《决定》也强调了改革积极性的问题,你认为有哪些关键点值得关注?
张占斌:《决定》很多内容都意在调动改革的积极性,比如提及“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营造良好改革氛围”。从这点出发,我们要支持和引导更多积极支持改革、营造改革氛围的言论,要及时消除一些否定改革,破坏社会氛围的言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需要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氛围。《决定》提出了“加强诬告行为治理”,这也是因为有些诬告现象破坏了宽松的社会氛围,让想干事儿的人不敢干事。《决定》还提出“严格控制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总量,提高调研质量,下大气力解决过频过繁问题”,这也是给基层减压,调动基层积极性,释放基层活力的措施。
这些都是增强社会活力,提高改革积极性的措施。有些措施和方向此前也都多次强调了,但有些地方落实得不够。
如果社会上的人没有心气儿,没有积极性和热情了,那改革推动起来就会阻力重重。所以我们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们的积极性更充分调动起来。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更为迫切:一是要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科学家的积极性;二是调动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的积极性;三是调动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积极性;四是调动广大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积极性。也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才能为中国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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